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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后代

“看,卖国贼的重孙女就在我们班。”小学历史课上,老师一边大骂“袁世凯卖国贼”,一边斜眼瞅着袁静。

那是1968年,袁静9岁,她如坐针毡,害怕听那些刺耳的话,害怕放学后同学们起哄。当然,她也参加不了红小兵组织。她敏感、忐忑,开始回避这段历史。类似尴尬,她的父亲袁家楫、姑姑袁家倜、叔父袁家诚(后改名袁杰)都经历过。

她特别羡慕贫下中农出身的孩子。一次,学校让家长填一张家庭出身表,父母趁姐弟俩睡下,在灯下迟迟没有落笔,她朦胧中听父亲跟母亲说:“这该怎么填啊?”最后还是在家庭成分一栏填上了“军阀”。父母怕袁静难过,就把表装在信封里,封上,让她第二天带到学校。

想起这些,袁静多少有些怅然。她妆容精致,打扮入时,红衣黑裙,头发高高盘起,眉眼间甚至有几分韩国女星的味道。一次她和家人去韩国旅行,通关时被误认为是韩国人,海关工作人员让她改走其它通道。

她确有1/8朝鲜族血统。

在钱袋最紧的时候 他依然保持着气节

袁静的曾祖母金氏,生于朝鲜名门。当年,袁世凯被派驻朝鲜时,朝鲜李王将金氏赐予他,他将金氏的两个陪嫁姑娘吴氏、闵氏一并娶过来。在金氏生下袁克文之后,就将其送给沈氏抚养。袁克文极聪明,6岁识字,7岁读经史,10岁即能写文章,自小师从严修等人,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琴棋书画俱是行家,尤其在书法、收藏方面造诣颇深,还是有名的昆曲票友。

护国运动爆发后,袁世凯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去世。父亲过世不久,袁克文的生母金氏也亡故了。他悲痛不已,南下上海。分家后,夫人刘梅真怕他挥霍,为了子孙生计,掌管着大量财产。袁克文有时手头吃紧,就卖字为生。但凡所到之处,都有人向他求字。袁静听奶奶于佩文说,爷爷写字可以把纸悬空,由人拉住宣纸两端,他挥毫淋漓,笔力刚健而纸无损。他有时把纸铺得有一间屋那么长,用1米多长的毛笔,双手抓笔站在纸上写,挥洒自如。写小楷时,常常仰卧床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写出的字娟秀工整。当时上海各种小报纷纷请他写报头,有些小说也邀他题签。一次,有人请他给《民国艳史》题写书名,他一挥而就。后来小说出版后才发现原来书中大骂其父袁世凯,从此他就再不敢轻易应酬了。

“在他钱袋最紧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气节,从不向那些政坛上的过客们伸手、张嘴。当时 ‘东北王’张作霖和山东督军张宗昌都曾经聘请他做高级参议或顾问之类的官员。当然,不过借重他的资格和名气,并非要他做什么事,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二爷不伺候!”《袁克文传》中如是写道。

历史的巨变中 他们辗转沉浮

袁静的奶奶于佩文与袁克文1927年相识。那年,于佩文18岁,次年生下袁家楫。袁家骝赴美那年,袁家楫正在天津志达小学读书,很快日军全面侵华。1942年,家楫升入天津工商附属中学,当时日伪当局强迫这些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为他们搬运军需物资,并强令所有学生学习日文,以推行奴化教育。袁家楫和同学们很抵触,他带头捉弄日文老师,日文课几乎上不下去。日文老师将袁家楫视为捣乱分子,报告日军当局准备逮捕他。

袁家楫逃到了山东威海,在刘公岛考入汪伪海军第七期,入水兵科。1945 年10月,国民政府在青岛成立中央海军训练团,将当初在刘公岛学习的水兵们召回集训。1949年,他随军舰撤退到台湾省,后来又被调往中胜舰。当年10月,中胜舰受命驻防马祖岛,舰长乘机到香港运水货走私,袁家楫被派到岸上联络,借机逃走了。

他本想投靠家住香港铜锣湾附近的十一叔袁克安,但袁克安几天后去了美国。他便去投靠舅舅,但不被舅妈待见。他想回天津了。一天,他去码头打听消息,遇上一艘从天津开来的船。船上的人说:天津现在好得很,新政府不会找你们麻烦的。1950年6月25日,袁家楫乘船回到天津。赋闲在家时,他开心地教朋友们跳恰恰、伦巴和各种爵士舞。歌舞升平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51年4月,袁家楫被拘押审查。他被怀疑成台湾特务,又被指冒充公安人员,判刑三年。刑满之后,他作为留用人员在多个窑厂、农场改造。20年来,他种田、养猪、烧窑、推轱辘、修水渠、盖房子、开拖拉机……各种体力活都干过。

和袁家楫一样,袁家第三代很多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辗转沉浮。有人甚至改姓埋名。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诚(袁世凯十子袁克坚之子)曾说:“袁家轮到我们这一代背透了,袁氏家族的好处,我们一点没沾上,袁世凯之孙这个罪名却让我们背了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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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卖国贼的重孙女就在我们班。”小学历史课上,老师一边大骂“袁世凯卖国贼”,一边斜眼瞅着袁静。

那是1968年,袁静9岁,她如坐针毡,害怕听那些刺耳的话,害怕放学后同学们起哄。当然,她也参加不了红小兵组织。她敏感、忐忑,开始回避这段历史。类似尴尬,她的父亲袁家楫、姑姑袁家倜、叔父袁家诚(后改名袁杰)都经历过。

她特别羡慕贫下中农出身的孩子。一次,学校让家长填一张家庭出身表,父母趁姐弟俩睡下,在灯下迟迟没有落笔,她朦胧中听父亲跟母亲说:“这该怎么填啊?”最后还是在家庭成分一栏填上了“军阀”。父母怕袁静难过,就把表装在信封里,封上,让她第二天带到学校。

想起这些,袁静多少有些怅然。她妆容精致,打扮入时,红衣黑裙,头发高高盘起,眉眼间甚至有几分韩国女星的味道。一次她和家人去韩国旅行,通关时被误认为是韩国人,海关工作人员让她改走其它通道。

她确有1/8朝鲜族血统。

在钱袋最紧的时候 他依然保持着气节

袁静的曾祖母金氏,生于朝鲜名门。当年,袁世凯被派驻朝鲜时,朝鲜李王将金氏赐予他,他将金氏的两个陪嫁姑娘吴氏、闵氏一并娶过来。在金氏生下袁克文之后,就将其送给沈氏抚养。袁克文极聪明,6岁识字,7岁读经史,10岁即能写文章,自小师从严修等人,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琴棋书画俱是行家,尤其在书法、收藏方面造诣颇深,还是有名的昆曲票友。

护国运动爆发后,袁世凯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去世。父亲过世不久,袁克文的生母金氏也亡故了。他悲痛不已,南下上海。分家后,夫人刘梅真怕他挥霍,为了子孙生计,掌管着大量财产。袁克文有时手头吃紧,就卖字为生。但凡所到之处,都有人向他求字。袁静听奶奶于佩文说,爷爷写字可以把纸悬空,由人拉住宣纸两端,他挥毫淋漓,笔力刚健而纸无损。他有时把纸铺得有一间屋那么长,用1米多长的毛笔,双手抓笔站在纸上写,挥洒自如。写小楷时,常常仰卧床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写出的字娟秀工整。当时上海各种小报纷纷请他写报头,有些小说也邀他题签。一次,有人请他给《民国艳史》题写书名,他一挥而就。后来小说出版后才发现原来书中大骂其父袁世凯,从此他就再不敢轻易应酬了。

“在他钱袋最紧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气节,从不向那些政坛上的过客们伸手、张嘴。当时 ‘东北王’张作霖和山东督军张宗昌都曾经聘请他做高级参议或顾问之类的官员。当然,不过借重他的资格和名气,并非要他做什么事,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二爷不伺候!”《袁克文传》中如是写道。

历史的巨变中 他们辗转沉浮

袁静的奶奶于佩文与袁克文1927年相识。那年,于佩文18岁,次年生下袁家楫。袁家骝赴美那年,袁家楫正在天津志达小学读书,很快日军全面侵华。1942年,家楫升入天津工商附属中学,当时日伪当局强迫这些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为他们搬运军需物资,并强令所有学生学习日文,以推行奴化教育。袁家楫和同学们很抵触,他带头捉弄日文老师,日文课几乎上不下去。日文老师将袁家楫视为捣乱分子,报告日军当局准备逮捕他。

袁家楫逃到了山东威海,在刘公岛考入汪伪海军第七期,入水兵科。1945 年10月,国民政府在青岛成立中央海军训练团,将当初在刘公岛学习的水兵们召回集训。1949年,他随军舰撤退到台湾省,后来又被调往中胜舰。当年10月,中胜舰受命驻防马祖岛,舰长乘机到香港运水货走私,袁家楫被派到岸上联络,借机逃走了。

他本想投靠家住香港铜锣湾附近的十一叔袁克安,但袁克安几天后去了美国。他便去投靠舅舅,但不被舅妈待见。他想回天津了。一天,他去码头打听消息,遇上一艘从天津开来的船。船上的人说:天津现在好得很,新政府不会找你们麻烦的。1950年6月25日,袁家楫乘船回到天津。赋闲在家时,他开心地教朋友们跳恰恰、伦巴和各种爵士舞。歌舞升平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51年4月,袁家楫被拘押审查。他被怀疑成台湾特务,又被指冒充公安人员,判刑三年。刑满之后,他作为留用人员在多个窑厂、农场改造。20年来,他种田、养猪、烧窑、推轱辘、修水渠、盖房子、开拖拉机……各种体力活都干过。

和袁家楫一样,袁家第三代很多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辗转沉浮。有人甚至改姓埋名。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诚(袁世凯十子袁克坚之子)曾说:“袁家轮到我们这一代背透了,袁氏家族的好处,我们一点没沾上,袁世凯之孙这个罪名却让我们背了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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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是购物不花钱,出门有保镖的千金大小姐;“文革”抄家后,她被下放农村,成为劳动妇女;改革开放后,她靠买原始股起家,成了天津西餐厅的女老板。袁世凯84岁的孙女,至今仍在打拼。

来到天津,位于中心市区南部的“五大道”,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这里至今还保留着300多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在其中的“成都道”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四层英式洋房,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房产。洋房上挂着“苏易士西餐厅”的牌子,其经营者是袁世凯的孙女,已84岁高龄的袁家倜女士。

袁家倜是袁世凯目前在世的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她精力旺盛,69岁开始下海经商,如今还在商海“打拼”。老人家皮肤细腻,看上去十分年轻,举手投足间,还留有旧时大家闺秀的味道。

“袁家的封建残余我没有继承,唯一可能保留了点的,就是生活上的考究。”袁家倜的着装讲求特色,涂的指甲油是香港的,抹的化妆品是倩碧等大牌,戴的首饰工艺精细,连洗发水、沐浴露也很讲究。她说自己琴棋书画没有天分,唯一的爱好就是购物。

袁家倜底气很足:“我现在很独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里,是没有的。现在的生活让我很快乐。”袁家倜在天津做了24年的政协委员,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扶贫救灾,她总是冲在最前面,为天津的经济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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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过往,袁家倜反而庆幸自己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大起大落。“这对我是极大的改造和历练。半个世纪的巨变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让我学会自力更生。否则我早像袁家大多数子孙一样,养尊处优,靠遗产寄生,然后抽大烟,找乐子,穷困潦倒而亡”

祖母是朝鲜人

袁家倜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之女。袁世凯一生正式娶进门的有一妻九妾,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家儿孙共计79人。

袁家倜的父亲袁克端,是袁世凯的四姨太吴氏所生。吴氏是袁世凯三位朝鲜姨太太中的一个。当年,她本是作为丫鬟,随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陪嫁到袁家的。

哪曾想,本以为来做“正室”的金氏,却和她的两个丫头,同被袁世凯收为妾。她们三人都是朝鲜族,嫁到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语言不通,又不懂得中国的封建礼数,在袁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袁世凯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这三位是“天足”,其余都是裹足的。三位女子来时都已成年,无法裹足,无奈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

。吴氏还算幸运,死在袁世凯直隶总督任上,少受了一些罪。其他两位直到袁世凯去世,才离开“寸子”,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不仅如此,满怀醋意的大太太还经常趁袁世凯不在家,对她们非打即骂,甚至进行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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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去世后,他的现金被分为17股,给了他的每个儿子。每人一股,计12万银元。15个女儿,每人分到嫁妆费8000银元。姨太太随各自儿女生活,不分现金。但袁世凯生前的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各房太太均分了一些。

在天津胜利路大营门,原有一个大院,六座大楼。解放前,袁世凯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孙们,都聚居在此。1924年袁家倜便出生在这里。当时,祖父袁世凯已去世8年。

袁家倜没有见过祖父,但她多少也有所耳闻:“父亲很害怕祖父,他们以前每天要给祖父请安,每天几乎都是公式一样的问答,有时惹恼祖父,甚至会被用皮鞭和木棍抽打。”袁世凯偶尔会在儿子请安时,让他们陪同吃饭。据说一次,二儿子袁克文吃得很饱,袁世凯递给他一个热馒头,他不敢说不吃,偷偷将馒头塞进袖筒,竟烫掉了一层皮。

袁家倜说,袁世凯虽然对儿子们很严厉,但对女儿们却比较“娇纵”。“祖父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家里的男孩都有小名,但女儿他都不允许起。他认为女儿是别人的人,同时也是他攀亲家的工具。

袁家的子女都是包办婚姻,几乎全都与当时的满清王爷和军阀后代结了亲。比如曹锟的儿子是我十四姑父,黎元洪的女儿是我九婶,这都是祖父促成的,包括我的父母也是如此。”

与世隔绝的大小姐

袁家倜的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母亲家里在天津光出租的瓦房就有好几千间,当时两家联姻,让很多人羡慕不已。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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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自己的父母姐妹,袁家倜不堪回首。她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新华书院,字写得相当有水平,古硬质朴,自成风格。然而作为大总统的儿子,袁克端从小养成了吃喝挥霍的习性。他当过张作霖大元帅府的参议,但连班都不会上,之后又在开滦矿务局当挂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银元。

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时,他还刻了“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袁世凯去世时,这个儿子,一夜间由“皇四子”变成了寻常百姓,他难以接受,大受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袁克端的后半生,主要靠典当遗产和股票为生。他们夫妻两人都是烟鬼,有大烟瘾。由于挥霍无度,后来家境很窘迫。1951年袁克端去世。

袁家倜两个姐姐命运也很悲惨。“很多书上都写袁克端有两子一女,其实我还有两个姐姐,她们也是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婚后受虐待而死,很凄惨。所以我对旧社会,没有任何怀念。”

袁家倜童年时期,曾有过13年优越的生活。在她4岁时,被无子女的二姑妈过继到门下,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家。

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妈的教育下,开始学习英文,了解经营,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我们当时住的房子,现在是无锡的博物馆。房子共3层,每层8间,只有姑父、姑妈和我3个人住,可佣人就有37个。司机、管家、保姆、清洁工??屋外还有网球场和游泳池。”

袁家倜上的是教会学校,她说自己当时最怕的,就是上历史课。“只要一提到袁世凯,我简直就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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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进学校,汽车的窗帘都拉着。8点上课,我7点50分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一个保姆,一个男保镖,一个司机,3个人送我上学。等我上课的时候,保镖要在外面守着,司机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

袁家倜后来回想,“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袁家倜直到上初中都不会买东西。“那时我买东西都是姑妈领着,带着保姆、保镖,到百货公司看好,车就运回来了,他们会去账房拿钱。究竟东西什么价格,我一概不知。我们出门身上从来不带钱。”

但不能否认,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乐的时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岁时,因二姑妈出国,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回到死气沉沉的袁家,袁家倜开始被进行“早晚请安、吃饭不得‘过河’”等封建礼数的管教,“家里人不让我上学,因为大学男女同校,他们在家里给我请了汉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现在诗词歌赋,都还会一些。”

虽然袁家当时已走向没落,但她说,“讲实话,那时候即便很难,随便卖点家里的东西,生活还是过得比普通人好,家里依旧连厨子、仆人、老妈子一共几十号人。”袁家倜的父母都不工作,她的叔叔伯父们也如此,一起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一个个面黄肌瘦,吃得再好也不行。”

在姑妈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我爱人也是个资本家,他当时自己创办了3个企业,我们还有个贸易行,年底收钱都是我亲自过目,”但不久,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他们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这些细微的转变,对袁家倜来说,“也是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我还记得第一次数钱的时候,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我从坐四轮汽车改坐三轮人力车,又从三轮车变为挤公共汽车。最初,我丢了两回手镯,两回戒指,都是金的,皮包也丢过,让人扒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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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来的“文革”,更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到农村去接受改造。她当时已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一床铺盖,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来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子。

袁家倜走时,头都没回,她当时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农村对袁家倜和她的全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荒凉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风,让一家人不知所措。“为了驱蚊虫、赶毒蚂蚁,我学会了抽烟;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后来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袁家倜突然发现,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坚强。

在农村时间久了,袁家倜开始动起脑筋:“那里生活非常贫穷,一天劳动下来,只有一个工分,而一个工分才1毛5分钱。我想到丈夫曾担任过天津市工商联五金工会主委,又是干生意出身,大胆向村里提出了开办五金小工厂的建议。”在农民们的支持下,袁家倜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她当工厂会计,丈夫当厂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工厂越来越红火,给农民们带来不少实惠。工厂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钱。“这大概是来到农村的第3年,从此我们最苦的日子过去了。”

袁家倜一家在农村干了整整8年。1973年,堂哥袁家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逐渐恢复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进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她百感交集,“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袁家骝建议开西餐厅

在袁世凯的第三代中,有一人改变了整个家族的面貌,让袁家后代扬眉吐气。他便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之子。袁家骝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他的妻子吴健雄博士,是世界上首颗原子弹研制人员中唯一的女性,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这位堂哥对袁家倜的人生也有很大影响。“堂哥的父亲袁克文,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天性风流,才华横溢。可惜晚年败光了家产。堂哥出国的路费和铁皮箱子,还是我和二姑妈送去的。”袁家倜还记得堂哥在船上站得笔直,一动不动如雕像般的身影,她当时也立志“要像哥哥一样”。

1987年初,袁家倜来到了深圳。已经63岁的她,被这个地方深深吸引,在深圳一干就是6年。“我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成为深圳第一批创业者。”6年后,袁家倜在深圳买了一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元。袁家倜印象很深:“当时深圳不让汇款,我就用大皮包把钱装着,带回了天津。”

一个老人,有70万元的养老金,晚年可以尽享天伦了。但袁家倜却决心要在天津再干一番事业。在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建议下,她开了一家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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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都说大餐厅火5年,小餐厅火3年,我的餐厅一下开了15年。”如今已年过八旬的袁家倜,还是老板,还在拼搏。“现在竞争很激烈,要想常盛不衰,大要关注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研究西餐的发展,及时更新菜肴,小要管理各项账目和各类人员,检查厨房食品、卫生……”她分析了“苏易士”不垮的秘密,“特殊之处是没有外债。房产是我的,资金是我和儿子凑的,就我一个独号,不开分号。有多少大企业想和我合作,我都不。为什么,一变味就完了,开分店多是好,但只要一家出事了,说倒全部倒??”

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

2003年,袁家骝去世后,将他和妻子的毕生积蓄,全部捐赠中国,这让袁家倜非常受触动。“我有时甚至说他抠门,请他吃个烤鸭,他会批评我三天。他和吴健雄在美国,中午就吃方便面,钱放到口袋都不知道花。哥哥在我这里住了7年,楼下是餐厅,这让他特别高兴,说这是他最奢侈的生活。”

“我照顾堂哥7年,他没给我一分钱遗产。他说,那样就把我害了。袁家活生生的例子太多了,花花公子都穷困潦倒,只会花钱不会挣钱,挥金如土。”

谈起自己的儿女,袁家倜说,“我不养闲人,因为我还在工作呢,从依靠家族到后期自己置办一草一木,我完全是自己拼出来的。儿女们也要自己奋斗,现在他们都有车有房,自食其力。”

袁家倜在天津蓟县先后共资助了20多个孩子,每批培养到小学毕业。现在,第二批已经培养到五年级了,每个孩子一年5000元。

采访时,袁家倜的小孙女跑来告诉奶奶,她大学毕业正准备出国深造,今天接到了中央团委和中组部消息,被选中去陕西做赈灾志愿者。袁家倜肯定地告诉孙女,“不出国,也要先去灾区!”

袁家倜把邓颖超在一次妇联会上的话,作为座右铭:“女同志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越老越要争取政治地位。我现在体会很深,女人老了,要是没有地位,那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要是没有经济基础,问儿女要钱,不是很可怜?女人半边天,我既有政治上的荣誉又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是双赢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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