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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王必成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第十五章,尹家民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接上篇:71年主席抱怨许世友:你对我感情没过去深了 

  王必成副司令员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世友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世友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世友对他始终不肯原谅。一次到北京开会,吃饭时,已经当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王必成将军看到许世友坐在那里,主动上前握手,问许世友好。许世友头也不抬,手也不伸,冒了两个字:“不好!”弄得王必成下不了台。1981年12月,王必成休息养病仍选择了南京。刚进住南京普陀路1号,老战友许世友便前来看望。这天两位老战友的心情都很好,他们谈了许久。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摄影记者还为两位老战友拍摄了合影,气氛十分融洽。      然而,令王必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风波又起。      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上,中顾委副主任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待。”一言既出,满座皆惊。大家明白他指的还是“王、林、鲍”。      王必成作为中顾委委员,也是与会者,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他本想讲话反驳几句,一看已是下午4时多了,便写了个条子给参加这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请他转给总书记胡耀邦和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但因时间关系,顾全大局,保留个人意见,不作发言。      受邓小平的委托,后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聂凤智做了许多工作。“不要再讲了!”聂凤智每次都这样对许世友说,“‘王、林、鲍’是有缺点错误,可当时你们那个处理也确实是过‘左’的呀。”可刚说过,中顾委华东组在南京军区开会时许世友又说了:“‘造反派’嘛,我们老干部中就有‘造反派’嘛,我们军区不是就出了‘王、林、鲍’嘛!”王必成就坐在身边,被弄得气鼓鼓的。为此事,聂凤智已不知和许世友谈过多少次了,仍是不行。有一次他急了,当着其他老同志的面,对许世友说:“许司令,这一次杭州会议可不能再说‘王、林、鲍’了。”“为什么?”许世友眼睛一瞪。“那个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你还说什么呢?”“哪里解决了?王必成还没有承认错误,谁说解决了?”许世友不依不饶。“承认错误?你要人家承认什么错误?要说承认错误,我看你先该承认错误;人家是有缺点,可你们说人家是什么‘王、林、鲍路线’,他有什么路线?你们还说‘王、林、鲍夺权’,他‘王、林、鲍’要夺你许司令的权?王必成从小就和你在一块,他家和你家只有三里地,敢死队时你们就已在一块,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会夺你的权?你说他被造反派批得没有办法,讲了些错话,做了点错事,那完全可能;可你们说他‘夺权’,又说他是什么‘路线’,到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了还一直在讲,讲得人家别别扭扭的,你说不是你错是什么?”看看许世友被说得愣住了,聂凤智又加重语气说:“许司令,我现在和你说一个原则问题!”一听是“原则问题”,许世友马上竖起耳朵听着:“什么原则问题?”“我问你,你口口声声说‘王、林、鲍’,你到底是真在批‘王、林、鲍’呢,还是在批现在的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急了:“你聂凤智他妈的别胡说!我什么时候批过南京军区党委了?”聂凤智说:“这可不是我造谣,事实摆在这里。‘王、林、鲍’问题是我们南京军区党委前年就已做出决定一致同意平反了的,你到现在还不认账,还在批,这不是批军区党委是什么?”被聂风智“将”了一军,许世友当时就同意不再说了,可一到会上,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至死都没有原谅老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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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

核心提示:在大别山或中南海的许世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南京军区的诸多事情了如指掌,加上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结果对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态不满。

1980年初,王必成调军事科学院工作。后来,因身体不好,中央军委于1981年12月批准他到南京休息治病。对南京,王必成有深沉的眷恋之情,这里有他战斗、工作的足迹,有众多的老战友。1982年初,王必成刚住进南京普陀路1号,许世友便前来看望。

春节这一天,王必成前往中山陵8号看望许世友。两位老战友的心情都很好,他们谈了许多,谈了许久。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摄影记者还为两位老战友拍摄了合影,气氛十分融洽。然而,令王必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风波又起。

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上,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代。”一言既出,满座皆惊。大家明白这指的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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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必成

王必成作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与会者。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的王必成,本想讲话反驳几句,一看已是下午4时多了,便写了个条子给参加这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请他转给总书记胡耀邦和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但因时间关系,顾全大局,保留意见,不作发言。

许世友和王必成都是很有个性的传奇将军,他们两人有很深的渊源——正儿八经的老乡,两家相隔没有几里路。

1927年,许世友、王必成都参加了麻城地区的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许世友是农民赤卫队队长,王必成是队员。后来,他们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战斗在胶东地区,王必成战斗在苏南、苏中地区,相隔并不远,不久又激流归大海,汇入陈毅、粟裕的麾下,重新走到了一起。许世友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是第六纵队司令员,两人都是华东野战军有名的战将。

1955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同年,王必成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五年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从此,两位老战友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个人感情深厚,工作合作默契。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使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许世友看不惯社会上的恶劣风气,向军委请假,到大别山深处休息养病,以后又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中南海保护起来。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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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多次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迫于无奈,王必成等人接见造反派,有时话讲得并不错,但被造反派改头换面,加以歪曲;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有时也难免说几句错话。在大别山或中南海的许世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南京军区的诸多事情了如指掌,加上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结果对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态不满。

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立即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名。曾任许世友的秘书、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写道:

许司令在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待军区“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司令一看就火了,对我们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主官离位,王、林、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许司令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把王必成等人保护起来,住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一年多。1969年12月,王必成被分配到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调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还写道:

王副司令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司令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司令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司令对他始终不肯原谅……

这两个老战友后来都进了中顾委,在一个小组开会。许司令还总是翻老账,点名批评王司令。聂凤智司令员从中做了不少缓和两人关系的工作,许司令答应不再讲了,可一到会上,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

李文卿继续写道: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南方,一路上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性质,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

毛主席在同许司令谈话时,除讲了上述内容外,还对许司令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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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7日,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会议。王必成在会上发言,就南京军区“文革”中的几件事作了说明:

“许世友同志……革命几十年我们都在一块。你在北京开会,每次总是我去看你。我从来没有反你,也没有在背后说过你一句不是的话,这都是可查的,你可以了解嘛!

“老战友了,过去的我不计较,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我们都要向前看。

“你说我们三人要夺你的权,我想到你(印象)比较深的大约是三件事:第一,你从外地打来电话,叫调兵进驻司令部大院和指挥所,如果造反派冲就开枪。在家的常委,我都征求过意见,都不同意。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不准开枪。你还是坚持要调部队,我只好打电话请示总参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和当时的林办,秘书传达:不准调部队,更不准开枪。并将这个指示立即批转全军执行。现在看,没有调部队开枪,是对的……当初不听你的话是对的。希望你自己对这一段好好回忆一下,以便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第二,我的印象就是军区的平反五条。司令部先搞了个平反五条,我并不知道。1967年10月间的晚上,军区造反派在AB大楼西头斗了我一晚上……斗争我的焦点:军区下放的三团两队和机关的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回来了,要我承认下放他们是错误的。我说:下放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军区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收回。在今天看来,下放是错误的,他们回来是对的。快要天亮了,他们把司令部搞的那个五条拿来,我同意修改发到军区党委委员。这个责任在我。”

“第三,军区党委向中央写的那个检查报告。这次会议是由杜平同志主持的。……××、××等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发言中都说军区镇压了群众,积极主张在报告中写上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并要点你的名。当时常委一致不同意……如果有错误的话,军区党委集体承担,并没有点你的名。××、××到北京向你汇报,把这个报告完全黑白颠倒。结果你听了一面之词。”

“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年岁不多了,快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我们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要多交朋友,利于团结的话就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反之就不说,更不能做。”

“我今天提的几点意见供参考。我不强加于你,你可以保留,还可以反驳嘛!”

“1971年毛主席在南昌时,对你讲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许世友同志,你要打倒的三个人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啊!’”

他发言后,许世友问道:“还有没有意见?”并表示:“谈得很好!”

随后,许世友和王必成两人走到一起,紧紧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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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王必成(右)与粟裕在南京

核心提示:在大别山或中南海的许世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南京军区的诸多事情了如指掌,加上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结果对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态不满。

1980年初,王必成调军事科学院工作。后来,因身体不好,中央军委于1981年12月批准他到南京休息治病。对南京,王必成有深沉的眷恋之情,这里有他战斗、工作的足迹,有众多的老战友。1982年初,王必成刚住进南京普陀路1号,许世友便前来看望。

春节这一天,王必成前往中山陵8号看望许世友。两位老战友的心情都很好,他们谈了许多,谈了许久。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摄影记者还为两位老战友拍摄了合影,气氛十分融洽。然而,令王必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风波又起。

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上,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代。”一言既出,满座皆惊。大家明白这指的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

王必成作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与会者。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的王必成,本想讲话反驳几句,一看已是下午4时多了,便写了个条子给参加这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请他转给总书记胡耀邦和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但因时间关系,顾全大局,保留意见,不作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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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和王必成都是很有个性的传奇将军,他们两人有很深的渊源——正儿八经的老乡,两家相隔没有几里路。

1927年,许世友、王必成都参加了麻城地区的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许世友是农民赤卫队队长,王必成是队员。后来,他们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战斗在胶东地区,王必成战斗在苏南、苏中地区,相隔并不远,不久又激流归大海,汇入陈毅、粟裕的麾下,重新走到了一起。许世友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是第六纵队司令员,两人都是华东野战军有名的战将。

1955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同年,王必成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五年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从此,两位老战友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个人感情深厚,工作合作默契。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使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许世友看不惯社会上的恶劣风气,向军委请假,到大别山深处休息养病,以后又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中南海保护起来。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等负责。

造反派多次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迫于无奈,王必成等人接见造反派,有时话讲得并不错,但被造反派改头换面,加以歪曲;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有时也难免说几句错话。在大别山或中南海的许世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南京军区的诸多事情了如指掌,加上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结果对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态不满。

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立即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名。曾任许世友的秘书、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写道:

许司令在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待军区“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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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司令一看就火了,对我们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主官离位,王、林、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许司令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把王必成等人保护起来,住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一年多。1969年12月,王必成被分配到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调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还写道:

王副司令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司令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司令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司令对他始终不肯原谅……

这两个老战友后来都进了中顾委,在一个小组开会。许司令还总是翻老账,点名批评王司令。聂凤智司令员从中做了不少缓和两人关系的工作,许司令答应不再讲了,可一到会上,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

李文卿继续写道: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南方,一路上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性质,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

毛主席在同许司令谈话时,除讲了上述内容外,还对许司令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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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7日,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会议。王必成在会上发言,就南京军区“文革”中的几件事作了说明:

“许世友同志……革命几十年我们都在一块。你在北京开会,每次总是我去看你。我从来没有反你,也没有在背后说过你一句不是的话,这都是可查的,你可以了解嘛!

“老战友了,过去的我不计较,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我们都要向前看。

“你说我们三人要夺你的权,我想到你(印象)比较深的大约是三件事:第一,你从外地打来电话,叫调兵进驻司令部大院和指挥所,如果造反派冲就开枪。在家的常委,我都征求过意见,都不同意。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不准开枪。你还是坚持要调部队,我只好打电话请示总参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和当时的林办,秘书传达:不准调部队,更不准开枪。并将这个指示立即批转全军执行。现在看,没有调部队开枪,是对的……当初不听你的话是对的。希望你自己对这一段好好回忆一下,以便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第二,我的印象就是军区的平反五条。司令部先搞了个平反五条,我并不知道。1967年10月间的晚上,军区造反派在AB大楼西头斗了我一晚上……斗争我的焦点:军区下放的三团两队和机关的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回来了,要我承认下放他们是错误的。我说:下放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军区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收回。在今天看来,下放是错误的,他们回来是对的。快要天亮了,他们把司令部搞的那个五条拿来,我同意修改发到军区党委委员。这个责任在我。”

“第三,军区党委向中央写的那个检查报告。这次会议是由杜平同志主持的。……××、××等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发言中都说军区镇压了群众,积极主张在报告中写上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并要点你的名。当时常委一致不同意……如果有错误的话,军区党委集体承担,并没有点你的名。××、××到北京向你汇报,把这个报告完全黑白颠倒。结果你听了一面之词。”

“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年岁不多了,快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我们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要多交朋友,利于团结的话就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反之就不说,更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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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提的几点意见供参考。我不强加于你,你可以保留,还可以反驳嘛!”

“1971年毛主席在南昌时,对你讲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许世友同志,你要打倒的三个人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啊!’”

他发言后,许世友问道:“还有没有意见?”并表示:“谈得很好!”

随后,许世友和王必成两人走到一起,紧紧握手。

相关阅读:开国上将许世友为何始终不肯原谅第二任妻子?

核心提示:由于毛泽东的 干预,许世友幸免于难,并重新带兵打仗。雷明珍对自己的冲动和轻率追悔莫及,多次向许世友认错并希望复婚,但许世友不肯原谅雷明珍。后来,许世友随朱德总 司令上太行山抗日前线,雷明珍主动要求随行,并希望朱总司令做许世友的工作。无奈,雷明珍给许世友心灵上留下的创伤难以愈合。据说,有人曾将许世友和雷明 珍反锁在一间屋里,希望他们能好好交谈,沟通理解,许世友却不领这个情,破门而出,扬长而去。

1941年,许世友奉命率部开赴胶东。经过一段时间艰苦战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许世友的工作也就越发繁忙。

由于他没有家庭,生活无人照料,整天胡子拉碴,衣服穿脏了也不脱下来洗。胶东军区后勤部长高大山,在根据地的兵工厂里,为许世友物色了几位品貌端庄、思想进步的胶东姑娘,要许世友选择。许世友说:“也好,省得她再来纠缠。”

许世友所说的“她”,是他的第二任妻子雷明珍。

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当时,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党政军高级干部不少人都结了婚,红四方面军也开始解禁,决定军以上干部可以找革命伴侣结婚。

政委王建安对许世友说:“军长,你可以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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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家里有老婆,哪能搞那个!”许世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你过去不是说不是被大肃反肃杀了,就是被国民党强迫改嫁了吗?”王建安提醒许世友。

许世友叹口气说:“是啊,她和我四弟仕胜一起被县政治保卫局抓去了,我四弟被杀害了,她……我西征离家四五年了,眼下死活不知啊!”

王建安说:“被保卫局抓去的,能有几个活着出来的。徐向前总指挥的妻子程训宣、王树声副总指挥的妹妹王英,不都是被保卫局当作‘改组派’抓去杀掉了吗!你妻子肯定也不在人世了。”

其实,许世友的结发妻子朱锡民没有死。她被乡苏维埃政府无罪释放后,继续在村里做妇女工作。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征后,白匪 军随之而来。白匪军对待红军家属的手段极其毒辣,逼他们改嫁“良民”为妻,否则就要将其卖掉。在白色恐怖下,朱锡民带着儿子黑伢(许世友的长子许光)东躲 西藏,心惊胆战地渡过了3年时光。一天,反动保长找上门来,硬逼她改嫁,否则就把她卖掉。在这种情况下,朱锡民仍然誓死不从。许母劝她:为了把黑伢拉扯 大,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朱锡民无法,被迫嫁给一个以杀猪为业的姓王的后生为妻。这个后生为人本分,通情达理。他不但抚养了黑伢,还让朱锡民常带些猪肉 和日用品到许家看望许母。

1949年11月,全国刚刚解放,许世友思母心切,但因工作忙不能回家看望,便写信给三舅李永顺,请她把母亲送到济南来安度晚年。说起朱锡民,许母说:“黑伢他娘改嫁是我作的主。

你想,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她够苦的了,一个妇道人家过日子多不容易呀!你离家这么多年,也不捎信来,谁知你是死是活,总不能让人家老等着你。”

许世友说:“娘,你做得对,这不能怪你。她改嫁了,也不能怪她。”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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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听了王建安的话,也估计朱锡民已不在人世了。王建安趁热打铁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一定满意。”

“谁?”许世友问。

“雷明珍!”王建安说,“你在达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时,常提到的那个‘雷县长’呀!”

许世友笑了。他对雷明珍早有好感,在达县一起搞打土豪分田地的日子里,这位年轻的女县长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对他也非常关心,经常买些酒肉 慰劳他。只是方面军有规定,不论干部战士,一律以革命为重,不准谈恋爱结婚,许世友才未敢多想。现在规定放宽了,他可以结婚了,何不试一试呢?于是,他对 王建安说:“政委,你去问一下可以,但要掌握两条。第一,结婚自由,不能强迫,俺这胡子拉碴,又黑又粗,活像个鲁智深,人家有文化,不一定能看上俺呢。第 二,不准声张,不要羊肉吃不着,惹了一身腥。”

不久,许世友带第四军北上,进入渺无人烟、险象丛生的草地。在王建安的安排下,名扬川北的女县长雷明珍来到许世友的身边。他们一起战严寒、斗风 雪,经过一段时间的进一步接触了解,相爱结婚。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调任骑兵司令的许世友奉命收集大批牛羊供部队食用。细心的雷明珍将牛羊毛收集起 来,抓紧点滴时间搓成毛线,为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许世友与雷明珍相亲相爱,同甘共苦的情景,曾使陈再道、陈锡联这些师长们眼馋。他们对许世友说:“军长,和尚(许当过8年和尚)能讨老婆,为什么我们凡夫俗子不能?”许世友很得意,戏言道:“谁叫你们不好好打仗,打到军长的位置上,不就可以结婚了吗?”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许世友进抗大学习,雷明珍分配到延安县搞妇女工作,虽然分居两地,但感情日深。后来,许世友因“抗大事件”被捕入狱,使他与雷明珍理应美满的婚姻发生了变化。

许世友被关押时,审讯员曾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许世友坦然地说:“如果方便的话,带个口信给我老婆,我临死前叫她来一趟。顺便将那件毛衣带来。”

当时的许世友,自忖闯了大祸,对谁都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分外想见到妻子雷明珍,把自己计划出走的真实思想告诉她,寻求理解和安慰。可是,等了几天,雷明珍始终没有来。审讯员告诉许世友:“你的要求,我转告了雷明珍。她让我交给你一封信和一个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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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接过信,迫不及待地展读:“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党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洁性,咱俩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看后签字。”包裹里的毛线衣,也被剪成了碎片。

许世友如五雷轰顶,差一点昏过去!在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雷明珍竟是这么不近人情,他失望了!“我许世友今生今世算瞎了眼!”他向审讯员借过笔,在雷明珍的信上,用力写下了“坚决离婚”4个字,并签下名字。

由于毛泽东的干预,许世友幸免于难,并重新带兵打仗。雷明珍对自己的冲动和轻率追悔莫及,多次向许世友认错并希望复婚,但许世友不肯原谅雷明 珍。后来,许世友随朱德总司令上太行山抗日前线,雷明珍主动要求随行,并希望朱总司令做许世友的工作。无奈,雷明珍给许世友心灵上留下的创伤难以愈合。据 说,有人曾将许世友和雷明珍反锁在一间屋里,希望他们能好好交谈,沟通理解,许世友却不领这个情,破门而出,扬长而去。

许世友要求离开太行,去山东抗日根据地,也有不想和雷明珍再见面的意思。

“山东的山,山东的水,山东的姑娘胶东美。”人美不美,许世友倒不怎么在意,关键问题是要经得住考验,不要像墙头上的草随风倒,不要有“乱七八 糟的思想”。高大山把物色的几个姑娘的简历说给许世友听。有一个是五支队被服厂的田明兰,17岁,牟平县农村姑娘。7岁死了爸,靠妈妈白天翻地、拾粪、种 庄稼,晚上推磨养活她们兄妹。明兰9岁那年,牟平遭饥荒,全家人眼见就要饿死,奶奶作主,让一户人家把明兰领去当童养媳,换来两斗粗谷活命。1939年, 八路军五支队来到牟平,明兰冲出家门,跳出火坑,在区政府受训几个月后,分配到五支队的被服厂工作。高大山说着,就从挎包里掏出一双新布鞋递给许世友,接 着说:“这是她做的,你穿穿看。”

许世友接过鞋看了看说:“手艺不错。不过这八字还没有一撇,我怎么收人家礼物呢?”

高大山说:“这叫‘拥军鞋’!”

许世友说:“那我就收下了。”

高大山还想继续介绍物色的对象,许世友摆摆手说:“不用了。不过,你只讲她的情况,我的情况你有没有给人家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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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山笑道:“你的情况还要介绍吗?全胶东早就家喻户晓了。”

许世友说:“我说的是年龄,人家是小姑娘,我可是大老爷们了!”

“要是人家姑娘同意呢?”高大山笑着问道:“你不是常说婚姻自主吗?”

1943年春天,许世友和田明兰举办了婚礼。婚礼仪式是简单的,没有燃放鞭炮,没有亲朋祝

贺。有的只是喜糖一包,清茶一杯,生死之交的战友一帮,他们在一间稍微收拾、权当新房的破屋内,开了一个座谈会,高大山和夫人作了祝福,大家也表示祝贺。许世友当场表演少林拳,为婚礼增添了喜色。

婚后,田明兰改名田普。在许世友上前方打仗之前,他让警卫员备马送田普到了胶东党校,并亲笔给当时的校长聂凤智写了封短信:“田普同志目前随你 校行动,请安排她的学习和工作。”聂凤智对许世友十分敬重,当然对他的夫人也关心备至。不久,组织上正式给田普安排了工作,担任许世友的生活秘书。从此大 家都改口喊田普为“田秘书”。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逝世后,田普写了一篇《将军留下的……》文章,深情地回忆说:“正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们相识了,记得我第 一次在胶东五旅相识你时对你还有些敬畏,但你那许多传奇般的英雄事迹却深深地激发了我,其后的几十年内,你成了我的严师益友。”

许世友和田普相依相伴40年,养育6个子女。

开国上将许世友是个传奇式的猛将。当年,在攻打大山寨的战斗中,他当上了敢死队队长,从那以后,他在红军中由班长直到师长期间,在一次次的战斗中,曾当过十一次敢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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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

农民炮队领头人

192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四一二”大屠杀开始了。逃跑到湖北麻城福田河、新集和光山县城的地主豪绅蠢蠢欲动。为了防备地主武装反扑,麻城六乡农协主席裴玉亭,根据上级有关成立农民自卫武装的指示精神,成立了农民义勇队,并制定了几条应变措施。

农民义勇队成立后,从中挑选了十余人组成炮队,许世友担任了炮队队长。名为炮队,实际上并没有炮,只有几支鸟枪,其余都是长矛、大刀,任务是打 头阵,换句话说,也就是敢死队。许世友请来能工巧匠,把白檀树掏空,外面套上铁箍,涂上锅黑烟子,放在木架上,俨然是一尊尊大炮。“炮队有炮了!”炮队队 员们欢呼着。

六月间,麦子刚刚下场,许世友正带着队友练武,突然东山祖师殿接连响起三声令炮,队员们立即向山势险峻的祖师殿奔去。六乡义勇队早已在山顶上构 筑了坚固的工事,堆置了大量的雷石、滚木和石灰罐子,并在山上日夜设哨,监视敌人。这一日,福田河地主武装来犯,刚才的炮响是紧急报警信号。许世友率领队 员们,扛着“大炮”,拿着长矛、大刀,奋勇向山上攀登。当他们刚爬上山顶时,山那边的敌人也已接近山头。许世友命令队员架起木炮,装上铁砂火药,对准敌 人,“轰,轰”连响两下,把敌人轰倒一片。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轰击吓懵了,连滚带爬退到了半山腰。

匪徒们有八百多人,发现山上只有几十人,便重新纠集起来,向炮队发起新的进攻。在这危急关头,裴玉亭带着一千多义勇队员赶到了,阵地上顿时沸腾起来。

50米、40米、30米,近了,近了,世友大喝一声:“打!”顿时,鸟枪、檀树炮一齐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滚木、雷石像山洪一样泻向敌群,石灰罐子也摔向敌群,顿时腾起团团烟雾,迷得敌人睁不开眼睛。

反击的时机到了。只见许世友把褂子一甩,赤膊上阵,举起大刀,大声喊道:“不怕死的,跟我来!”话音刚落,二三十名炮队队员,全都甩掉上衣,挥刀挺枪,冲入敌群。一千多名义勇队员,也跟着冲了上去。经过一阵厮杀,八百多敌人死伤过半,连滚带爬地逃回了福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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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师殿一战,打出了炮队的威风。福田河、光山、新集一带的地主民团,只要一提起六乡炮队,就谈虎色变。从那以后,福田河的地主民团和红枪会匪,再也不敢向六乡进犯了。

是年11月13日,在鄂东特委统一领导下,着名的黄麻起义爆发了。黄麻两县的农民武装从四面八方拥向七里坪,会聚成两万多人的起义大军。许世友率领的炮队也雄赳赳地加入了起义队伍的行列。

敢死队长挥刀当先

1928年初夏,许世友参加红军以后,在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的斗争中,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很快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1月,他被提升为营长,同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

许世友在十年的红军生涯中,曾当过十一次敢死队长,最后一次,是他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当师长的时候。在他当敢死队长期间,前后曾四次负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每次当敢死队长,他都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在新集西北方向,有一座蜿蜒曲折的山岭,山岭两侧多为悬崖峭壁,山顶平坦开阔,地主武装相继在山上建立了遥相呼应的十八个山寨,人称“九里十八 寨”。其中有一个大山寨筑在相连的两个山头上,寨墙高约二丈,厚约四尺,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寨门,寨内有300多团丁守卫,易守难攻,是最顽固的堡垒。 为了铲除祸根,使新集以西的苏区连成一片,1930年5月,红军决定先拔除大山寨,只要拿下大山寨,其余的寨子就会不攻自破。

1930年5月中旬的一天,许世友被任命为敢死队长,奉命攻打大山寨。战斗打响后,许世友率领敢死队冲到寨墙下。敌人气焰非常嚣张,一方面从暗 枪眼里射击,一方面推下滚木、雷石,敢死队虽多次强架云梯,都被推倒了。那时,红军没有大炮,所以迟迟攻打不下来,反倒付出了很大代价。

许世友看到这种情况,急得直冒火星。他让人抬来一个方桌,在上面蒙了几床浸透了水的棉被,做成一个土盾牌。他一手持土盾牌,一手提着鬼头刀,踏 着长梯,凭着练就的武功,“噌噌噌”几步跨上寨墙。守寨的一个团丁还没反应过来,他挥舞鬼头刀已砍下那个团丁的脑袋。乘敌阵一片混乱,“杀呀——”红军冲 进了寨门,杀得团丁人仰马翻。有一个教师爷提着大刀想翻墙逃跑,许世友大喝一声:“哪里逃?”那家伙回头一看,有人追赶,便拉起架势舞刀来迎。许世友一个 急转身,就如猛虎扑食一般,高扬大刀,一个“泰山压顶”照着那教师爷的天灵盖劈来。那教师爷忙使出一招“力托千斤”,想架着许世友劈下的大刀。谁料,许世 友将大刀一抽,一个倒转身将脊背对着那教师爷,顺势将刀尖朝他的前胸刺去。那教师爷还没来得及调过式子挡架,只听“扑哧”一声,就像一条狗瘫倒在寨墙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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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抽出刀,正欲转身追击时,突然,不知从哪个旮旯响了一声土枪,打中了他的头部。幸亏,那是从 一支鸟铳里打出来的,弹片是几颗铁钉,因距离远,铁钉没扎进头盖骨,只钉在头皮上。他将露在外面的铁钉拔了出来,因为流血过多,便昏了过去。红军部队在收 尸时把他抬回,以为他牺牲了,大家都失声痛哭。这时,昏迷中的许世友被哭声惊醒过来,他望望周围的人不解地问:“你们哭什么?”队员们擦擦眼泪告诉他: “都哭你阵亡了。”许世友笑笑说:“噫!我咋会阵亡?我觉得刚才好像睡了一个好觉。”

擒贼擒王立奇功

1931年初春,许世友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一营营长。3月上旬,奔袭双桥镇、活捉岳维峻的攻坚战斗任务落在了许世友的肩上。

革命的火焰在大别山熊熊燃烧起来后,震惊了南京,蒋介石于3月4日派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围剿红军。岳维峻因充当“剿共”急先锋而得到蒋介石的青 睐,此次“围剿”,蒋介石委以南路总指挥之“要职”。岳维峻急于邀功,率师从孝感出发向北冒进。3月8日孤军深入,进驻双桥镇,师部和两个旅部都驻扎在双 桥镇内。红四军首长鉴于敌三十四师单独行动,孤立无援,遂决定集中五个团的兵力连夜奔袭双桥镇。

二十八团团长高建升领了任务之后,连忙召集许世友等三个营长布置任务。许世友营正面突击,不惜一切代价,突击敌师部,直捣敌巢穴。

七时许,双桥镇战斗打响。红军三十团、三十一团和三十七团完成了包围之后,立即加强了攻势,向双桥镇推进。这时,突然从武汉方向飞来三架敌机,在红军阵地上狂轰滥炸,妄图挽救失败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红四军首长命令二十八团和三十三团立即投入战斗。

许世友率部迅速挺进到土桥沟东北侧的山脚下,向土桥沟敌人阵地发起进攻。许世友大喝一声:“机枪掩护。二连和三连上!”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战士们突破敌阵地,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攻占了刘家祠的敌人阵地。

刘家祠是敌人固守双桥镇的最后一座屏障。岳维峻组织三个团的兵力向刘家祠阵地反扑。密集的炮火倾泻在刘家祠周围山冈上,炸得阵地上碎石乱飞,硝 烟四起。许世友率领全营,凭着夺得的工事,以手榴弹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反扑。可是,敌人采用以团为单位的集团冲锋,红军伤亡越来越重。许世友果断地下达 命令:“立刻撤退!”暂时放弃了刘家祠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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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撤下来以后,许世友清点一下人数,全营伤亡较大,不少班排只剩一半人了。正在这时,团部下达了命令:组织敢死队,要把刘家祠重新夺回来。

许世友和营教导员商量一下,决定将严重减员的班、排合并,并立即组成一支敢死队。许世友捏紧拳头,向空中一举:“刘家祠,我们一定把它夺回来,谁愿参加敢死队,站出来!”话音刚落,呼地一下两百多只手举到了他的面前。许世友把受伤的战士留下,组织一支精悍的敢死队。

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向敢死队员们扫射。同时,敌人的三架增援飞机,也替敌人助威。炮弹和子弹,像雨点似地落在他们前后左右,浓烈的火药味,呛得 人喘不过气来。他们的身子贴伏在地上,利用敌人扫射的间隙,一个弹坑一个弹坑地向前跃进,到了距敌工事一百米远近时,许世友猛然跃起,大喊一声:“同志 们!杀啊!”敢死队员们也都猛然跃起,一个个眼中喷火,跟敌人拼起刺刀来。

许世友发狂似地挥舞着大刀,在纷乱的敌群中搏斗,直杀得浑身是血,满眼直冒金花,额角流下来的也不 知是血还是汗,挡住了他的视线。他腾出手来擦擦眼睛,“嗖”的一股冷风直向他心窝逼来,他措手不及,就地一滚,躲开了枪刺,然后一个鲤鱼打挺,跃了起来, 手起刀落,结果了那个敌人。经过一场白刃格斗,敌人终于招架不住,慌忙向山下溃逃。许世友率领的敢死队,终于又夺回了刘家祠阵地。这时,兄弟营也夺回了各 自应占的阵地。

许世友在打退敌人的最后一次反扑后,立即率领敢死队尾随溃退之敌,穷追猛打,像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双桥镇。

许世友率敢死队冲到敌师指挥部,本想亲手抓住岳维峻,可连鬼影子也没有了。转身出门向前望去,有一顶大轿子,由四个轿子兵抬着,正晃悠晃悠地向前走去。

“岳维峻,岳维峻!”一个战士指着轿子大叫起来。敢死队员们把轿子包围起来,掀开轿帘一看,哪有什么岳维峻,是个空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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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问轿夫岳维峻是个什么模样。“高高个,胖胖的,穿着蓝色长衫……”轿子兵比画了一阵子。许世友等不及听完,就率敢死队向前追去。

当他们奔跑着正向前猛追时,残兵败将仍在顽抗。只见许世友忽然打了一个趔趄,慢跑几步才站稳脚跟停下来。他觉得大腿根有些麻木,像被人用石头砸了一下,用手一摸,鲜血渗透了裤管。一位敢死队员忙上前搀扶他:“营长,你挂彩了!”

许世友用手使劲拍拍大腿骨,“还好,没有打断骨头,弹头还在骨头上。”说着,用练就的鹰爪功,一咬牙,把子弹头抠了出来,连忙从烟袋荷包里掏出毛烟丝捂在伤口上,解下绑腿带,迅速把伤口包扎好,立即率部又向前继续追赶。

当他们追赶到罗家城时,只见村边打谷场上,一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被人群围在中间,他就是敌师长岳维峻。“捉到岳维峻啦!捉到岳维峻啦!”人们奔走相告。

当天下午,红四军在双桥镇河滩上召开了军民参加的万人祝捷大会,军首长表扬和奖励了活捉岳维峻的由许世友率领的敢死队和另一支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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