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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婴儿奶粉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小宫山洋子9日在会见记者时说,由于明治奶粉查出含放射性铯,厚生劳动省决定对市场销售的奶粉和婴儿食品实施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的频率预计为3个月一次或更加频繁。

近日,明治乳业公司生产的奶粉被查出含放射性物质铯,每公斤奶粉铯活度最高为30.8贝克勒尔,低于日本政府规定的每公斤200贝克勒尔的安全上限。小宫山洋子说,由于(家有婴幼儿的)母亲等广大消费者对这一问题极度关注,因此要进行更严格的检查。

厚生劳动省今年7月至8月间对市场销售的25种奶粉进行了检查,当时未查出含放射性铯。(记者何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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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日本曾深陷食品安全的困境,毒奶粉、含镉稻米、含汞鱼贝……日本的民众靠的不是自行生产食品,而是靠推动、组织更优化安全的专业生产模式,走出了困境。

  在日本的商店里,如果你看上一棵蔬菜,可以拿出手机,对准蔬菜标签上的二维码扫描一下,就能查到它的品种,种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也许是一对农民夫妻在田间地头的合影,他们保证你吃得安全。

  这种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的食品,在东瀛岛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事实上,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50年前的毒奶粉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躁,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发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全协”被迫解散,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10余年的艰难历程。

  “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首先是‘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结果。”长期从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学学者潘杰说,日本在战后整个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发展主义”。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产业优先”,发展重型的化学工业,这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土地流失,变成了企业用地,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列火车一列火车拉着劳动力去城里工作”,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给,因此要发展工业化、化学化的农业――这也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难以避免。

  如果列举出当时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除了森永事件,日本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痛痛病”、含汞鱼贝导致的“水俣病”世界闻名,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对于森永这样的大企业,当时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

  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

  峰回路转

  翻开“全协”负责人冈崎哲夫的履历,可以看到这位后来被编入日本《现代人物事典》的维权领袖出生于1920年1月9日,即日本大正九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大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生活、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1920年代之后,(日本)中间阶级慢慢扩大,一方面是人数,一方面是所谓‘中流意识’,他们会要求在社会各个方面有主体的参与,包括安全食品的获得。”潘杰说。

  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他爱好历史、哲学、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然而,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华日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对当时日本的疯狂,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

  应该说,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这样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民间力量,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消费者维权团体的出现。例如,1949年12月,关西主妇联合会成立,其活动重点是降低物价、驱逐黑市。在大阪,由于正常价钱在40日元的牛肉,卖到了250日元,当地主妇会发起“不买牛肉运动”,要求牛肉降价,否则便不买。这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2月26日,“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在东京召集主办了“全国消费者大会”,并发表了《消费者宣言》。从六十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日本还涌现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如“生活者运动”、“有机农业实践”、“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等等。1966年,日本消费者协会正式设立。同年,由于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日本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在他们的推动下,冈山县对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显示,这些受害儿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随即,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开始追踪调查,196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丸山报告”,证实了毒奶与后遗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将重心从发展主义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

  1973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有罪,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3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

  同时,推动正义到来的民间力量,还提供了一条获取食品的新路径。

  超强纠错

  “工业化和化学化的农业,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要用化肥,要大批量生产,要用添加剂,其实都是对人有害的,还有大资本的投入,资本要什么?资本要利润,所以它不会想质量优先,它会想我怎么可以赚钱。”潘杰说。

  森永的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它的问题不会在别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间力量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抛开大企业”的可能――建立一个消费者与小型专业生产者的紧密关系。

  以1976年成立的民间组织“四叶草合作联盟”为例,这是目前日本关西最大的一个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及配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网络,有4万成员。加入这个联盟的商户,基本都是无力与大企业进行竞争的散户、中小企业,运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农户和消费者通过申请成为该联盟会员,联盟旗下的农场负责收取附近农民会员产品,自己也生产一小部分,检验合格后,通过配送中心直接投递到消费者家中。它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这个生产网络是构建在信任和诚信基础上的,潘杰介绍,如果有商户想加入这个联盟,必须有联盟内部成员推荐,实际上就是需要有担保人,还有对其农场、车间的考察,甚至于对商户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内,同时,“消费者随时可以造访任何一个生产者,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甚至可以带着专家去,去查看土壤包括产品测验。”潘杰说。即便出现了状况,消费者也能轻易地追溯到责任人。

  一旦成为了这个网络的会员,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产品,你可以完全抛开它,自己决定购买来自哪一个牧场的牛奶。民间组织还可以直接参与对商品的检测,比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主妇会等。一些团体还可以发起“共同购买”,用团购的方式为商品的品质提供保证。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为这些力量保驾护航。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组织的相互联系、协作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竞争。他们的声音对日本政府的立法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费者团体首次提出了制止多余包装和过大包装的口号,1971年,东京都便发表了《垃圾站宣言》。2001年,日本发生“疯牛病”事件,民间反响强烈,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可以说,日本的食物尽管不能说没有安全问题,但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纠错能力。

  对于冈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们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谓庶民的胜利。

  2000年,冈崎哲夫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的一生没有遗憾。”

  也许,在这句短促的日语说出来时,日本各地又有几位主妇拿起柜台上的蔬菜,放心地放进自己的菜篮。

  (摘自《中国周刊》2012年第6期 作者:周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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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日本曾深陷食品安全的困境,毒奶粉、含镉稻米、含汞鱼贝……日本的民众靠的不是自行生产食品,而是靠推动、组织更优化安全的专业生产模式,走出了困境。

  在日本的商店里,如果你看上一棵蔬菜,可以拿出手机,对准蔬菜标签上的二维码扫描一下,就能查到它的品种,种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也许是一对农民夫妻在田间地头的合影,他们保证你吃得安全。

  这种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的食品,在东瀛岛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事实上,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50年前的毒奶粉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躁,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发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全协”被迫解散,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10余年的艰难历程。

  “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首先是‘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结果。”长期从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学学者潘杰说,日本在战后整个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发展主义”。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产业优先”,发展重型的化学工业,这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土地流失,变成了企业用地,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列火车一列火车拉着劳动力去城里工作”,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给,因此要发展工业化、化学化的农业——这也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难以避免。

  如果列举出当时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除了森永事件,日本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痛痛病”、含汞鱼贝导致的“水俣病”世界闻名,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对于森永这样的大企业,当时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

  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page]

  峰回路转

  翻开“全协”负责人冈崎哲夫的履历,可以看到这位后来被编入日本《现代人物事典》的维权领袖出生于1920年1月9日,即日本大正九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大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生活、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1920年代之后,(日本)中间阶级慢慢扩大,一方面是人数,一方面是所谓‘中流意识’,他们会要求在社会各个方面有主体的参与,包括安全食品的获得。”潘杰说。

  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他爱好历史、哲学、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然而,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华日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对当时日本的疯狂,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

  应该说,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这样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民间力量,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消费者维权团体的出现。例如,1949年12月,关西主妇联合会成立,其活动重点是降低物价、驱逐黑市。在大阪,由于正常价钱在40日元的牛肉,卖到了250日元,当地主妇会发起“不买牛肉运动”,要求牛肉降价,否则便不买。这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2月26日,“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在东京召集主办了“全国消费者大会”,并发表了《消费者宣言》。从六十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日本还涌现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如“生活者运动”、“有机农业实践”、“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等等。1966年,日本消费者协会正式设立。同年,由于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日本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在他们的推动下,冈山县对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显示,这些受害儿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随即,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开始追踪调查,196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丸山报告”,证实了毒奶与后遗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将重心从发展主义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

  1973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有罪,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3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

  同时,推动正义到来的民间力量,还提供了一条获取食品的新路径。

  超强纠错

  “工业化和化学化的农业,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要用化肥,要大批量生产,要用添加剂,其实都是对人有害的,还有大资本的投入,资本要什么?资本要利润,所以它不会想质量优先,它会想我怎么可以赚钱。”潘杰说。

  森永的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它的问题不会在别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间力量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抛开大企业”的可能——建立一个消费者与小型专业生产者的紧密关系。

  以1976年成立的民间组织“四叶草合作联盟”为例,这是目前日本关西最大的一个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及配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网络,有4万成员。加入这个联盟的商户,基本都是无力与大企业进行竞争的散户、中小企业,运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农户和消费者通过申请成为该联盟会员,联盟旗下的农场负责收取附近农民会员产品,自己也生产一小部分,检验合格后,通过配送中心直接投递到消费者家中。它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这个生产网络是构建在信任和诚信基础上的,潘杰介绍,如果有商户想加入这个联盟,必须有联盟内部成员推荐,实际上就是需要有担保人,还有对其农场、车间的考察,甚至于对商户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内,同时,“消费者随时可以造访任何一个生产者,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甚至可以带着专家去,去查看土壤包括产品测验。”潘杰说。即便出现了状况,消费者也能轻易地追溯到责任人。

  一旦成为了这个网络的会员,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产品,你可以完全抛开它,自己决定购买来自哪一个牧场的牛奶。民间组织还可以直接参与对商品的检测,比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主妇会等。一些团体还可以发起“共同购买”,用团购的方式为商品的品质提供保证。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为这些力量保驾护航。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组织的相互联系、协作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竞争。他们的声音对日本政府的立法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费者团体首次提出了制止多余包装和过大包装的口号,1971年,东京都便发表了《垃圾站宣言》。2001年,日本发生“疯牛病”事件,民间反响强烈,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可以说,日本的食物尽管不能说没有安全问题,但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纠错能力。

  对于冈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们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谓庶民的胜利。

  2000年,冈崎哲夫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的一生没有遗憾。”

  也许,在这句短促的日语说出来时,日本各地又有几位主妇拿起柜台上的蔬菜,放心地放进自己的菜篮。

更多>>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躁,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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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发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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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含砒霜的森永婴儿罐装奶粉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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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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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毒奶粉事件发生后,焦急的母亲抱着喝过森永奶粉的孩子在医院就诊。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

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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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森永毒奶事件”坚持维权14年的受害者和家长。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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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协”被迫解散,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10余年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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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受害者家长代表、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会长冈崎哲夫。

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他爱好历史、哲学、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然而,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华日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对当时日本的疯狂,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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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受害者维权会议上,冈崎哲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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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有罪,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3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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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受害者维权会议。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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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受害者家长的签名请愿书。XLW

这个中国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可填满37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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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往往因自己的历史而感到骄傲,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发生断层的古国,中国从古至今,书写一段段荡气回肠的人类历史。当今的中国,在经历近百年的纷争后依然保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算是没有辱没先人,要知道古代的中国,领土面积可是比现在多得多了。

要说中国历朝领土疆域最大的时期,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想起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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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铁骑征战四方,最终打下了一片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而元朝皇帝是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但就算元朝对四大汗国拥有最高的宗主权,但是实际上各个汗国都各自为政,甚至有时互相交战,因此元朝的疆域实际上只包括中国和蒙古本土,而并不包括各汗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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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最大版图并不是在元朝。

那是唐朝吗?中国唐代国力强盛,万邦来华,实为当时世界一等一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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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灭掉东西突厥后,北境直抵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和安加拉和流域,已经远远超过贝加尔湖,西面最远直达里海及多瑙河,包括整个中亚和阿富汗。听上去已经非常庞大,但是相比清朝,唐朝还是落了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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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领土总面积有人说是1200多万平方公里,有人说是1300多万平方公里,如果把1860年前的清朝版图和现在的中国相比较,现在的中国至少减少了300多万平方公里,那就是沙俄于19世纪割占我国的超过160万平方公里土地,再加上分裂的外蒙古约16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个加起来就是 320 多万平方公里了,另外西藏先后被割去许多土地,比如那个“麦克马洪线”,起码超过10万平方公里,再加上西南失去的领土,如果还可以算上“尼布楚条约” 中,清朝放弃的贝加尔湖以东的大片土地,至少有50万平方公里,恰克图条约放弃的萨彦岭以北之地,清朝至少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版图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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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唐朝的西北和北方版图尽管都远胜清朝,但是唐却没有统治青藏高原这块广袤之地,而且唐也没有同时统治东北的广大地区,虽然东北勘察加半岛的居民向唐朝进贡,但是直到唐玄宗时代才在东北设立黑水和渤海两个都督府,这时的北境可能已越过外兴安岭,但是唐朝并没有直接的统治这里,在西南边境领有越南北部,所以唐朝虽然北部和西北版图都超过清朝,但是没有青藏高原和东北,所以总的版图还是不如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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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来看,清朝时期的中国版图是历朝历代之中最大的,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如果按照1400万平方公里来计算的话,大清时候的中国领土可以填满37个日本,或者93个尼泊尔,再或者是3181万个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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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朝的附属国们,现在也都混出了样子。

朝鲜:历史上曾经叫高丽,现在可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国家,跟中国还是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把朝鲜国王的亲爹大院君弄到保定管制了3年。朝鲜的国王称为大王,并不叫皇上。我们看韩剧,里面都是皇上皇后的乱叫。如果那时真的这样叫,大清皇帝不杀你,也得给个重处分。历史走到1897年的时候,朝鲜的大王才可以称帝,因为从这年开始,朝鲜不再是中国的属国了。

琉球:14世纪开始,就一直是中国的朝贡国,1652年归化清朝。19世纪中叶,日本强占琉球。琉球国王在1879年曾两次密令紫巾官向德宏,到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清政府问罪日本。后来,又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长跪于总理衙门,希望清政府看在“俯怜200年效顺属藩”的份上,救援琉球。奈何大清国力衰落,长跪也没能挽救琉球国的命运,琉球国终成日本冲绳县。

越南:今天闹得甚欢的越南,顺治十七年(1660年)归化。19世纪的中法战争,中国是战胜国,却在1885年6月签订了《中法新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

南掌:现在的老挝,史上一直是中国的属国,雍正时期归化,1893年终结关系,老挝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暹罗:顺治三十四年归化,1855年结束宗藩关系,于是,有了今天的泰国。

缅甸:1769年的乾隆时期归化,到19世纪末期,英国的捣乱,清朝的式微,宗藩关系结束。

廓尔喀:且称之为当今的尼泊尔吧。其实,鼎盛时期的廓尔喀,土地面积约为今天的尼泊尔的3倍。太平天国时期,廓尔喀国王上书朝廷,要求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军,被清朝婉拒。直到光绪时期,才脱离了中国。

苏禄:这个不能不提,现在在南海闹得最凶了。早在1726年,苏禄就归化清政府,在1754年的时候,苏禄国王数次上表,请求以国土、丁户入中国籍,但被乾隆婉拒。到1851年,西班牙舰队横冲直撞,清政府自顾不暇,苏禄被置于西班牙麾下。苏禄即现菲律宾苏禄群岛一带。如果当时乾隆答应其入籍,也许当今与菲律宾就不存在南海争端了,这当然只能是戏说。

清朝时,中国的属国大约近20个,除了上述8个外,还有位于现在巴基斯坦的坎巨提,位于俄罗斯的浩罕、布鲁特、萨克,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玛尔格朗、塔什干,还有现在的阿富汗、不丹、锡金等。冷眼看,这些历史上我国的属国,今天跟我国的关系,有的友好,有的摩擦不断,想想历史,沧桑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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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数千年间的疆土范围一直都在不停的变动,最早是由秦朝所领的郡县,到西汉时曾控制新疆,唐朝时更一度扩张至中亚地区,但安史之乱后即失去。宋朝南迁至越南、缅甸边境,元朝则是历史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占有东中亚大多数土地,明朝正式管理西藏与开发南海,清朝中叶再次重回新疆等地并取得台湾,俄国侵占了外东北和外西北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此后汉人进入东北一带确保边疆,使中国人固有活动范围概念在晚清大致确认成形。

1、前214年,前213年,秦始皇遣将军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北渡黄河河套,进攻纵深达到今天的阴山河套以北,戈壁以南,秦大胜匈奴后,置九原郡,治所在今天的包头。从此,黄河河套地区,永归中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后蒙恬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成为了此后2000年中国农业文明地域的基本边界。

2、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汉车骑将军卫青发动了进攻匈奴的河套战役。大破匈奴,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汉武帝在河套建朔方郡,并建重镇朔方城。再次确认了中国对于河套地区的统治。

3、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走廊地区发动了两次河西战役,大破匈奴,一举占领匈奴最后的一块膏腴之地--河西走廊,使匈奴人哀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武帝在河西置张掖郡,并在今天的敦煌以西沙漠边缘建长城和玉门关和阳关两座雄关。从此河西走廊永归中国,只是在唐中期后被吐蕃占据,明代退缩进了嘉峪关。对河西走廊的征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征服,从此中国打开了中亚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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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两路并发,发动了目的在于征服匈奴的漠北战役。卫青进攻纵深达到今天蒙古的杭爱山,小破匈奴。霍去病一路,觅得匈奴主力,大获全胜。封狼居胥,并一直追击匈奴残部到了翰海(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这是中国中央政府军队空前绝后的大远征。本次战役对扩张来说,意义并不显着,汉无法长久占领漠北的土地,汉军退军后,并没有在那里建行政建制,匈奴很快就重占漠北。

5、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在番禺大破南越,灭南越,置南海(治所在今天广州),交趾(治所在今天河内)等九郡,从此华南和越南北部纳入中国版图。(秦始皇首先开发五岭之南,并置三郡,但南越很快独立。

6、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分率水陆军两路进击卫氏朝鲜,前108年,卫氏朝鲜降。汉置辽东郡(今天辽东半岛),玄菟郡(今辽宁东北,北朝鲜),乐郎郡(今平壤),真番郡(今韩国北部),临屯郡(今韩国东北)五郡,充分说明了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汉武帝对中国版图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他巩固了河套,向北向西占领了漠南,河西走廊,青海。向南纳入了华南,越南北部,开发了西南。向东占领了辽东和朝鲜北部。在这些新征服的领土中,除了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都成为了中华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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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东汉永元元年(89年),窦宪、耿秉,分三路进击,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登燕然山(今蒙占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东汉对北匈奴的攻击十分坚决,但中国历代实在无法占领漠北之地,所以对领土扩张并无多大帮助。东汉击破北匈奴,反而为鲜卑的发展提供空间,使鲜卑成为此后中国的大患。

8、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至和帝永元六年(94年),东汉假司马班超率特种部队,纵横西域,西域50余国均纳质归附,其子班勇继为西域长使,父子两代使西域在东汉朝后对中国中央政府长期处于臣服状态。虽然没有正式将西域收归中国,但确认了西域在历史上的中华属国地位,这为此后西域纳入中国版图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依据。

9、东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丞相曹操在白狼山(今辽宁内蒙边界的辽西地区)歼灭乌桓主力和袁尚、袁熙残余势力。辽西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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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三国蜀后主建兴三年(225年),蜀丞相诸葛亮平定南中(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地区)。建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从此云贵高原纳入中国版图。

11、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军反击东突厥,大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灭东突厥。建安北都护府。将漠北纳入中国版图,但中国对漠北的征服始终无法巩固,50年后,突厥复叛。

12、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军在柏海(今青海黄河源头的鄂陵湖和扎陵湖)大破吐谷浑部,吐谷浑慕容顺率部归唐,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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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率军进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部,在金牙山(今中亚塔什干),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灭亡西突厥,唐在西突厥故地设置漾池、昆陵二都护府,以突厥血统唐将阿史那步真、阿史那弥射为都护。唐代疆域扩张到了伊犁河流域。此后唐玄宗击灭中亚突骑施,把疆域扩展到了葱岭以西的河中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

14、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引兵渡海,在熊津江(今韩国南部)口大败百济军,然后水陆并进,直趋百济都城俱拔城(今韩国全州)。百济倾国迎战,仍被苏定方大破,国王扶余义慈被迫率众归降,百济遂灭。唐在百济置熊津等五都督府。

15、唐总章元年(668年)以李积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丽。唐军攻占平壤,灭掉高丽。唐廷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率兵2万驻守此重镇。此后朝鲜北部以平壤为中心,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时中国的版图扩张到了极限。此后主要的扩张在清代,大家对清代在西藏新疆台湾和东北的扩张了解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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