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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刘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在黄峥看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文化大革命'。”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而在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多年后,黄峥看到过两张拍摄于1968年10月的刘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两个已经变形的塑料瓶。”按照刘少奇子女刘平平等人事后的讲述,两个捏变形的瓶子,正是父亲处于重病中的表现。“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难受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捏成了两个小葫芦。”

由于从事刘少奇研究,多年来,黄峥不仅要查阅研读各种史料,同时也要大量采访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刘少奇几个子女有了20余年的交往。同时,黄峥根据其他刘少奇身边人讲述的细枝末节,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

据当年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自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在一份写于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这样的文字:“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映,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但很显然,大夫的判断,在一些人眼里并不做准。5月19日的《情况反映》中便将刘少奇的言行归结为“装糊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谓“加强监护”,更多是为防止刘少奇“行凶或自杀”。但按日后的记载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似乎都已超出当时刘少奇的能力。

由于仅仅是被监护而非医治,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的原则,当年对刘少奇的治疗,只针对肺炎,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刘少奇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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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在黄峥看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文化大革命'。”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而在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多年后,黄峥看到过两张拍摄于1968年10月的刘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两个已经变形的塑料瓶。”按照刘少奇子女刘平平等人事后的讲述,两个捏变形的瓶子,正是父亲处于重病中的表现。“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难受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捏成了两个小葫芦。”

由于从事刘少奇研究,多年来,黄峥不仅要查阅研读各种史料,同时也要大量采访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刘少奇几个子女有了20余年的交往。同时,黄峥根据其他刘少奇身边人讲述的细枝末节,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

据当年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自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在一份写于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这样的文字:“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映,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但很显然,大夫的判断,在一些人眼里并不做准。5月19日的《情况反映》中便将刘少奇的言行归结为“装糊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谓“加强监护”,更多是为防止刘少奇“行凶或自杀”。但按日后的记载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似乎都已超出当时刘少奇的能力。

由于仅仅是被监护而非医治,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的原则,当年对刘少奇的治疗,只针对肺炎,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刘少奇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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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由全国人大选举出的共和国主席,却连自己的申辩权也被剥夺。《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由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后代亲属的独特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刘少奇工作和生活情况。没有人能比站在伟人身边的他们更近距离、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已蔓延全国,批判、斗争我父亲的趋势愈演愈烈,舆论已经形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

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我父亲:“平平的腿好了吗?”这显然是指1月6日设圈套抓光美妈妈开头的那个情节。从此也可以得知,毛泽东对这件事或真或假也是知道的。

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然后就转入了正题。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后的几天,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父亲从弟弟妹妹买回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说我父亲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我父亲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当天就给毛主席写信,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的造谣诬蔑,以澄清事实真相:“我看过《清宫秘史》这个影片,记得是在毛主席处开会回来,在春耦斋看的,看时已是下半夜,看完天已大亮,后半部看得不大清楚。一起同看的,有总理周恩来同志,似乎还有胡乔木等人。看完就散了,我们都没有讲什么。”“我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不可能……讲这个话。”我父亲要求中央进行调查。

可是,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继续散布我父亲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同时用所谓“八个为什么”来肆意诬陷、攻击我父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我父亲读到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父亲越说越生气,“我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

然而谁又听他和理会他的要求呢?相反地,所谓“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先后很快在全国各地掀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所有的人都不能为他说一句公正话,谁要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其后果就是“反革命”。

4月14日,我父亲针对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交出一份答辩材料,有力地批驳了戚本禹所谓“八个为什么”。工作人员将其抄成大字报在中南海贴出,但几小时后就被撕成碎片。他的申辩权也被剥夺了。

斗争愈演愈烈,到处揪斗“走资派”、“反动权威”、“大小赫鲁晓夫”、各种“反革命”以及“保皇派”……对我父亲的批判、斗争也就更加频繁,各种造谣诬陷的污水倾盆泼来。有些地方已经发生武斗,生产被破坏,法制遭践踏。

我父亲非常气愤,他说:“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他说:“在我主持中央工作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要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父亲神情严肃地望着家人,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可我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我父亲对我们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父亲已经清楚了,林彪、“四人帮”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但重大的打击,比父亲预计的来得更快、更残酷。

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毛泽东离京后,加紧组织群众批斗我父亲和邓小平,并决定同时抄家,批斗后对我父亲和光美妈妈分别“监护”。我父亲已有预感,对光美妈妈发出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父亲尽管也知道他的抗争在当时是无用的,但他仍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抗议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罢免我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规定了每一个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都要受到保障,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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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我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正式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明确写道,“我已失去自由。”这封信依然是如泥牛入海。9月13日光美妈妈被逮捕,我的弟弟妹妹被赶出中南海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家里只剩下父亲这位积劳成疾、病魔缠身而又被打伤难以行动的孤独老人。

没过多长时间,几个看守又搜查了我父亲的房间,命令我父亲把皮带解下来。父亲感到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提出严厉的抗议,可几只粗壮的手硬把我父亲捺倒在地,强行抽走他的皮带。父亲趴在床上,气得浑身颤抖,半天爬不起来。

父亲被他们折磨得时常彻夜不眠,以致精神恍惚。

父亲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伤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战争中留下伤残,此时一遭扭打旧伤复发,频频颤抖,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吃饭时饭也送不进嘴里,弄得满脸满身的汤菜饭粒。

每天他拖着伤腿被押往食堂吃饭时,短短三十几米的路程,竟要走五十多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亲吃的饭菜是很差的,经常是剩饭、馊饭,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复发且加重。

父亲只有七颗牙了,但主食经常是硬窝头,他很难嚼动。

1968年夏天,我父亲发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通知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这才对我父亲进行抢救,医生提出监护、住院治疗,被拒绝了;请求摘掉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减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绝了。只是给他留一口气“接受审判”,这是多么残忍呀!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不通知我父亲,单单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亲70岁生日的那一天,才让我父亲知道。可见“四人帮”的用心何其毒也。

当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起爆发了――血压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高达40℃。

林彪战备第一号命令下达后,将我父亲用军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被关押在过去国民党政权“金城银行”的金库。

我父亲在开封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含冤死去。

北京指令:遗体就地火化。

开封的执行者立即将我父亲的遗体抬上一辆嘎司六九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我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外面,就这样被迅速地送到开封城东南的火化场。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通知一个亲人为他送行。这就是一个共和国主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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