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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

  核心提示:1981年年末,迎着隆冬凛冽的寒风,一个身材魁梧的壮年汉子走在通往中国京剧院的路上。在他的口袋里,还揣着一纸“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的“组织决定”。他就是粉碎“四人帮”后被审查了五年多的钱浩梁。

  随着《红灯记》被拍摄成电影,“浩亮”的大名在中国家喻户晓。

  钱浩梁在文化部当副部长,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寓所。

  这个中国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在隔离审查的高墙后面被人遗忘多年之后,又落入人世间的尘埃之中。

  “李玉和”已经老了,归隐的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人们能忘记他,让他宁静地不受打扰地度过余生。

  “李玉和”一角令他青云直上

  受梨园家庭的影响,钱浩梁六岁起就随父练功学艺。20世纪50年代初,他考入中国戏曲学校。1956年,他成为中国戏曲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并被留在该校的实验京剧团工作。1962年,他被调到中国京剧院。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身体欠佳,院领导有意安排他带带钱浩梁。艺德高尚、为人热情正直的李少春对钱浩梁很是喜爱,所以将他像亲传弟子一般相待。钱浩梁也不负众望,学戏练功异常刻苦,艺业进步很快。

  1963年秋天,中国京剧院准备上《红灯记》,由李少春演男主角李玉和,刘长瑜演女儿李铁梅,高玉倩演母亲李奶奶,袁世海演坏人鸠山,而钱浩梁则给李少春当B角。李少春关起门来潜心钻研角色,他一段一段地设计“李玉和”的唱腔、表演动作。逐渐地,一个“浑身是胆雄赳赳”的革命英雄被转化为京剧艺术形式,栩栩如生地出现了。

  角色设计完成之后,李少春开始和钱浩梁练习演唱。从台步、身架到唱腔,李少春都手把手地教钱浩梁。因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作为B角在《红灯记》中频频亮相,开始在全国走红。江青似乎对钱浩梁饰演的“李玉和”更为欣赏。她曾说:“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李少春不像工人,倒像站长……”

  李少春越来越受到冷落。1965年,钱浩梁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为无产阶级英雄立传》。这篇文章不乏独到的见解,但他不该忘记“李玉和”真正的创作者是李少春,更不应该在文章中对李少春只字不提。

  不久,《红灯记》被“册封”为“样板戏”。1965年年初,《红灯记》南巡演出,已由钱浩梁一路担任主演。江青对他恩宠有加,钱浩梁的知名度甚至超过李少春。江青的青睐,铺天盖地的荣誉和赞扬,像腐蚀剂一样,使本来敦厚虚心的钱浩梁于飘飘然中忘乎所以了,他俨然成为正宗“李玉和”形象的艺术创造者。

  1966年6月,六个大学生贴出了中国京剧院的第一张大字报,掀开了剧院“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演出活动都停止了,阿甲、李少春等人都成了“牛鬼蛇神”,钱浩梁作为“黑苗子”也靠了边。[page]

  江青指派戚本禹带人进驻中国京剧院,授意钱浩梁起来“革命造反”。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人急忙帮着钱浩梁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红灯记战斗兵团”,戚本禹对此表示支持,众多造反派纷纷汇集到了“红灯记战斗兵团”大旗下,钱浩梁也成了剧院的实际总管。

  随着《红灯记》被拍摄成电影,字幕上饰“李玉和”的“浩亮”在中国家喻户晓,他成了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剧院的一把手。1969年4月,他“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1970年5月,钱浩梁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他当官后,每天依然坚持练功。

  钱浩梁是个好演员,却并非一块当行政领导的料。但在江青眼中,他是个驯服听话、憨厚可爱的好干部。于是在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钱浩梁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他的生活待遇也一下子变了,堂而皇之地住进了原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寓所。

  “四人帮”倒台令他跌入尘埃

  1981年年末,迎着隆冬凛冽的寒风,一个身材魁梧的壮年汉子走在通往中国京剧院的路上。在他的口袋里,还揣着一纸“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的“组织决定”。他就是粉碎“四人帮”后被审查了五年多的钱浩梁。

  除了跟着江青跑,坏事干得不多,民愤也较小,所以钱浩梁被定性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钱浩梁也由“浩亮”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回到了中国京剧院的家。

  他是个京剧演员,此刻他最大的愿望是尽快恢复功夫,即使不能重返舞台,至少也可以执教鞭培育人才。他开始在篮球场上练功。一年多后,正当他功夫差不多全拾回来之际,久震成伤的右膝半月板突然粉碎!他被送进医院做了右膝半月板摘除手术。

  1983年,钱浩梁接到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调令。河北省副省长高占祥爱惜人才,指示省文化厅收留钱浩梁。河北省艺术学校领导鉴于他腿伤严重,让他先回京治伤,痊愈后再上班。

  1984年春节前,高占祥派省文化厅的两个人前去探望钱浩梁。当时钱浩梁的妻子曲素英正患乳腺癌卧病在床,高占祥又派人送去二百元困难补助金。接过这钱,钱浩梁哭了。

  腿伤初愈就赶赴石家庄的钱浩梁,受到河北省艺术学校领导、师生的热烈欢迎。多年来头回被人尊为“钱老师”,他非常激动。

  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科,他为一批培训的四川学生“开坯子”(启蒙),并编写出教材《戏曲基本造型十五功》;在给三个高年级的学生教授身段和剧目课中,给他们排了盖派剧目《一箭仇》和《雁荡山》。然而政治上犯过错误的阴霾始终难以从他心中抹去,他怕接触人,常戴墨镜;来往密切的多是原来戏校的同学,出言更是小心谨慎。

  重返舞台,却倒在舞台上

  他希望能重返舞台,为此他一天也没停止过练功。1988年《中国戏剧》刊登了《浩亮近况》一文。一位老朋友读完文章后给喜爱京剧的宋任穷写信,希望能让钱浩梁重返京剧舞台。这封信经宋任穷批示后转给了文化部。

  这年,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届校友为母校募集教育资金,准备于12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三天义演,在演出阵容中列上了钱浩梁的名字,钱浩梁兴奋不已。

  他已二十五年没演过传统戏了。那天晚上,不少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直至钱浩梁上了场,走完趟马后的那个大“跺泥”,大家才长长吁了一口气!

  钱浩梁终于又回到梦寐以求的舞台上来了。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观众以及他们热情的掌声,他的心弦颤动不已。

  1989年元旦,喜爱京剧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请天津电视台邀请钱浩梁出演《艳阳楼》。这一录像在天津电视台元旦节目中播出后,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团体和电视台纷纷请他前去演出。出于慎重,他总向来人要当地最高一级政府的公函邀请信,对仅是团体和单位的邀请他一般都拒绝。倘若是义演,那么即便组织者象征性地给他少许钱,他也不敢要。他怕玷污义演的神圣内涵。他怕涉及过去,因此演出的基本上都是传统戏,但观众们热切请求他来一段《红灯记》。没办法,他才唱一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开口,场里场外便合成一条嗓子助声呐唱,场面令人激动。

  从1989年到1991年三年里,他为找回失落多年的舞台生涯拼命奔走四方。1992年1月,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祥》,五十八岁的钱浩梁突然感到头晕,随即倒在舞台上……

  他得了脑出血。1992年年底,他被批准病退回京,结束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教师生活。

  据1993年3月6日《北京青年报》李彦春所写的《“浩亮”寻踪》一文记载,他的夫人曲素英对记者说,钱浩梁不喜欢在电视上看京剧。莫非这是一个执着艺术的人难以重返舞台的内心悲凉?目前住在女儿家的钱氏夫妇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们除了与知根知底的朋友来往外,基本上闭门谢客,当街坊邻居认出衰老了的‘李玉和’时,曲素英会赶快掩饰说‘他只是长得像李玉和而已’。他们从不主动与人说话……”最耐人寻味的是曲素英说的一番话:“希望三十岁以上的人忘了他,平安度余生是他最大的心愿。”

  希望被别人遗忘的钱浩梁,不管是荣是辱,历史会遗忘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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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红灯记》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作者:阮哲,原标题为“我的‘文革’娱乐生活”

枯燥的内部演出

现在人们想看电影或者演唱会什么的只管到电影院或体育馆买票看就是了,但在“文革”时期就不是这样了。那时的电影演出都是分级别的。公开发行的电影人们可以买票到电影院去看,但是那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片子,而且演了好多年,一般只有普通老百姓才会去买票看这些电影。内部的电影演出就丰富一些,但是想看这样的电影都要讲级别、讲关系,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看到的。

我叫阮哲,是1963年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母亲在广州军区驻广州市的某机关大院工作,是军队干部,我们一家就随我母亲住在军队的大院里。父亲在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工作,虽然没当什么了不起的官,但是管点事,好像很有神通的样子。这样,我沾老爸的光,看了不少内部电影、内部演出。

进入70年代,广州已经比较平静,不像全国其他城市那样乱,社会秩序好很多。这主要得益于广州有春秋两季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其他的外事活动也比较多。

那时候,严格来讲,咱们中国已经没有娱乐活动,所有的电影、小说、音乐等等都是为了教育而制作的,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娱乐消遣而准备的。广州每年开两次交易会,外宾来了总不能让人家天天干坐在宾馆里,要给人家找点娱乐节目,还要趁这个机会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文革”的伟大成果,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啊。就这样,每到交易会召开的时候,就有中央的文艺团体到广州来为广交会的外宾表演。因此,广州的文娱活动相比起全国其他地方来要丰富一些,我们也跟着沾光看了不少专门为广交会外宾举办的各种文艺演出。

这些演出都在中山纪念堂,演出票都不公开出售,全部由内部分发到省市直属机关单位,还有各厅局的一些领导手上,一般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是不可能拿到这些票的。父亲当年就管票,咱们要看,自然是十分方便。但父亲比较低调,他一般只拿位置比较差的票回家,位置好的票只是在有朋友要票的时候或是有别的什么需要的时候才拿,拿了一般也都是给人家。而他的一位同事就比较跋扈,经常是只要好票,没有好票有时还骂人。

我们那时候住在部队大院,邻里之间关系很好,大家都知道父亲能拿到这个票,想看演出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家里来了客人想招待一下的时候就会来找我父亲。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非常乐意地答应他们,帮他们拿票。反正不用钱,做个顺水人情有什么不好?父亲有时候一次便拿回几十张票。不过每次父亲也会特别叮嘱他们不要把票交给不认识的人,更不能卖。

在中山纪念堂看戏,一方面是一种政治待遇、一种享受,再一方面也是受罪。第一,那时候的中山纪念堂没有空调,只有一些电风扇。演出的时候怕阶级敌人搞破坏,所有的门窗都关得死死的,所以演出大厅里热得要死,而且观众不得半途离场。而演出呢,如果没看过,看一两场还有些新鲜,看多了也没多少意思。那时候的文艺作品非常单调,都在突出政治。有一回,我和我哥看一个歌舞团的演出,看到后来实在没兴趣看了想走,走到门口,守门的不让走,一定要到散场的时候才让走。他不但不让你走,就是在演出大厅外的走廊里走动、休息都不行,都会有剧场的服务员来干涉你。其实这些服务员很多不是真正的服务员,而是公安局的便衣。所以他们对人,有时候是很凶的。我和我哥回到座位上,没坐多久,实在受不了那份闷热,又跑了出来。守门的那个阿姨还是不让走,这回哥哥想到办法了,他跟那个阿姨讲:我爸爸是市委的某某。父亲在交易会期间经常要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不少保卫人员都认得他。这一招奏效了,那人看着我们两兄弟。我哥长得有几分像父亲,我是一点也不像。她看了一会就说:你爸爸就是肥佬阮?她说的是我爸的花名。我哥说是。她看看,咱们两个小孩满头大汗,看来没有可疑,才放我们走。我们一出中山纪念堂演出厅的门,门外边园子里还有人,马上就盯住了我们,叫道:干什么的?不许走!把我们吓了一跳。门里的阿姨赶紧解释说,他们是肥佬阮的仔(广州话,儿子的意思)。这样,我们才得以脱离那个大蒸笼。

保卫工作做到了这样,不时地还是会出事。有一回,父亲回到家就一个个地问,给你们票自己去看了没有,有没有给不认识的人。一遍遍都问过了,每张票都有着落了,父亲才放心。原来在中山纪念堂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我们只看到我爸拿票回来送人,却不知道其实他们拿的每张票为了安全考虑,都是有登记的。

在1974、1975年,发生过几次反动标语事件,这样一搞,内部发票也控制得比较严了。但我们要看戏,还是比较方便。

原来交易会的演出都是由中央的文艺团体承担,他们总来,来多了又没有新节目,人们也就看腻了。大概是在1972年,周恩来下令让全国各省的文艺团体轮流到广州承担这项演出任务。后来不但来一个歌舞团,还来一个杂技团。这样一来,节目丰富了一些,但是歌舞节目总离不开政治说教,就是舞蹈也有很多《铁姑娘学大寨》、《码头工人战台风》一类的节目,有时候看着舞蹈演员们满场地蹦、满场地跳,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些节目我们看着没劲,外宾看着就更没劲。记得那时流传着一故事。外宾看着舞台上的演员又蹦又跳就问翻译,她们在干啥?翻译告诉他,她们在铲土推车,你看像不像?外宾看了半天,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

所以,这些演出看到后来,我们都不愿意再去,只爱看一些杂技表演。一般的歌舞,不管是哪个团的,都不爱去。

尽管我们自己不爱去,但是要是和那些地方上的平民子弟同学们讲起去中山纪念堂看戏,那是可以把他们羡慕得眼珠子都能瞪出来的。在他们看来,能到中山纪念堂看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这个演出票绝对不许卖,只能发给内部人看。这发票的工作可也真够父亲他们忙的。一个交易会,前后差不多三十天,那时候交易会的会程比现在长很多。每天晚上三四千张演出票要发,每次会期近三十天,共近十万张票,到哪里找这么多内部人看戏?所以父亲经常一拿几十张票回来,“请”邻居们去看戏。我有时候想学雷锋做好事,拿票给我的那些小同学看戏,父亲一听是给地方上的平民子弟,立马就否定了我的想法,――这些票绝对不能给他们。为什么不能给,父亲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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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父亲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见到我们就说:快,洗把脸,到中山纪念堂看戏。我们一边洗脸,他就一边给我们换干净衣服,一边给我们交代,这回是到纪念堂陪外宾看戏,要注意礼貌,不要乱说话等等,交代了半天。把票交给我们的时候还特别叮嘱,不要把票弄丢了。

我们到纪念堂才知道,是柬埔寨的英萨利来访问,咱们是陪他看戏。可戏从到看到尾,也没有看到英萨利在哪个角落。

这样的内部戏,我们大概一直看到1975年,到了1976年,各种气氛都紧张起来,而且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这个演出的规模也小了很多,我们也就没有再看。

精彩的内部电影

到中山纪念堂看内部演出讲实话是比较枯燥的,但是内部的电影就不同了,那可要精彩得多。

当时的内部电影有着十分严格的级别限制。高级的机关就可以放一些欧美日本的、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的所谓“反动电影”,比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等,还有就是美国的《紧急下潜》、《巴顿将军》等几部。在邓小平复出时,内部解禁了一些“文革”前拍的国产电影中带“毒”的片子,比如《上甘岭》,这些电影都不许公开放映了,就在部队机关内部放。军队内部还有一些苏联的军事纪录片。在一些级别相对较低的机关单位,那些外国的反动电影就不能公开放,只能是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我那时跟随母亲住在一个师级单位,级别不算太高,那些外国电影只能在礼堂里放给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看。而且他们在看的时候都是由各单位组织好,排好队才能进场。我们大院有三个放电影的地方,一个是大操场,这里一般是放一些公开的电影,另有一个大礼堂以及一个小礼堂。小礼堂只有一百多个座位,在那里放的都是级别很高的保密电影内部电影。有一回,院里放罗马尼亚电影《巴布斯卡历险记》,那是一部娱乐性为主的电影,但也是作为内部电影,由每个单位发票,在大操场上放映。平时放这些内部电影的时候,放映消息都是保密的,这回不知怎么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周围的老百姓纷纷往我们大院里涌。挤大门的、翻围墙的,各出奇招,为的就是看一场电影。部队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能不管,警卫班守着大门、看着围墙,不让老百姓进来。老百姓可不管这么多,最后竟然把院墙给推倒了一截,人们潮水一样涌进来。一个战士去拦他们,被一脚踢到裆部,痛得当场晕死过去,不得不送到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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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中南海

1972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到中晚期,林彪一伙已经完蛋了,江青一伙还在不断兴风作浪。他们不断给外交部制造麻烦,比如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事件之类。但在外交部内,形势较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日常工作比较忙碌,这和社会上仍然是乱哄哄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内部的不同派别、不同思想的斗争在暗中仍是很激烈的。我们这些已恢复工作的干部,仍像过去一样,按时上班,忙自己的工作。在办公室里谁也不多说一句话,谁都得自我保护,这也是那个时代必须的。

8月12日上午,在新闻司办公室,大家像往日一样工作,只听见翻阅文件材料的微小声音。突然电话铃响了,把大家吓了一跳,跟着是司秘书的声音:“老张,乔副部长请你立刻到他办公室去。”我起身点了点头就出门去了。

部长办公室都在三楼。我快步跑上三楼,西边是乔冠华副部长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我进去时,他正站着和王副部长讲话,我站在他办公桌的两三米外,他们抬头见到是我,很随便地说:“今天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同志要见一个外宾,派你去陪见。”我呆立着,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只是感到奇怪,江青见外宾怎么找我陪见呢?我只好问:“见哪国新闻记者?”因为只有见记者才和我有点关系。

“不是记者,是位副教授,友协的客人,让你临时去帮忙的。”乔副部长说。“我不去,既是友协的客人,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那不合适吧。”那时江青已经“声威大震”,随便说一句什么话就可置人于死地,谁都不愿意和她的事沾上边,我也不例外。

“和你的工作无关,这是临时任务,原本是周大使去陪见的,但他已经安排别的陪见了。外交部总得去个人呀。”乔很耐心地解释,虽说是上下级,因有多年老交情,比较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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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找别人吧,干嘛要我去呢?反正是临时任务。”我坚持。

“我和几位副部长,”他用眼睛看看身旁的王副部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去比较合适,一则是江青认识你,我们就不用先去请示;二来呢,你搞过文艺,万一她问起什么,你还可以说得上来。就这一次,你还是去吧。”乔说完话就哈哈一笑,使我无法再说什么,他又转头和那位部长谈别的了。我只好退出来,知道这是命令,不能违抗,心里却老大不痛快。

我回到办公室,赶紧找《友协简报》,我总得先了解一下,这位副教授——即洛克珊€肺?乜伺?浚?呛涡砣耍课?卫粗泄?坷戳硕嗑茫俊萌菀渍业郊阜萦?关材料,我匆匆看过,又认真记下要点,好在材料也极其简单?

维特克原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经她本人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在我国访问。她想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已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在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维特克一再要求,友协送上一份请示给周恩来总理,看是否要见。周总理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便立刻决定于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

我那时能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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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下午两点一刻,外交部按照规格,派出的一个主陪见,主翻译小沈,礼宾司一副科长,一个速记员,都已到达接见厅,主管礼宾司的王副部长也来了。按常规她是可以不来的,因为是江青接见,不敢出漏子,所以也来了。她安排好每个人的座位,并就如何入场握手,摄影记者如何进出,正式照相时谁应该站到哪个位置等问题作了详细交待。这时友协负责人老丁和友协的陪同老陈也都进来了。我立刻走过去和老丁她们打招呼,说明派我来的原因,并询问了点客人的情况。随后各人都坐到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静静地等候着。两点三刻,王副部长一边急匆匆跑进来,一边告诉着大家:“来了,来了。”

在场的人立即起立等候,在前呼后拥下,江青和姚文元轻松入场。王副部长立刻把我拉到江青面前说:“今天外交部由她来陪见,首长认识她吗?”江青把金丝眼镜一扶,睁眼一瞧,放大嗓门叫了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原来是你呀,小鬼,去年范文同来访问的时候,我还见到你。是啊,嫁鸡随鸡,你就去了外交部。”然后挥了挥手,哈哈大笑起来。

王副部长已完成任务走了。江青忽然想起随着进来的姚文元,面向大家说:“姚文元同志你们大家都熟悉吧?他是当今最杰出的理论家、批评家。”

江青和姚文元坐到当中主人的位置上,其他人也默默坐下。瞧着当时气氛,我只得站起来,把老丁请到江青面前给大家介绍,她是对外友协负责人,维特克来访是友协接待的,是否请她汇报一下情况。

江青又一挥手:“你们写的情况,我全看过了,不用再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客人来吧。”

过了不一会儿,友协的小俞陪伴着维特克女士走进接见厅。江青立刻站起来,以惊人的速度走到门口,异乎寻常地张开双臂,准备拥抱,也许感到这种动作过分了,便停了一秒钟,改用双手握着维特克的手,非常热情地说:“哎呀,你真年轻,真漂亮,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吗?我非常非常高兴会见你,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我不见,就有人说我骄傲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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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克睁着美丽的眼睛,带着微笑,受宠若惊得不知所措。但她迅速镇定自己,用天真的语调、轻微而有点颤抖的声音回答:“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来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

在场的记者,咔嚓咔嚓按快门,一阵耀眼的闪光灯过去了。谈话开始。下面所有叙述的都是两人的原话(但不可能是全文而有所删节),我只在文字不通处稍作修改。

江青:“你知道,我身体很不好,睡不着,天天吃安眠药,越吃越多,不得了啦!这是林彪想害死我,对我下毒手,用了种种手段,甚至不人道,通过医生来害我……”

我从门口走回,刚坐下,觉得奇怪,怎么一见面就谈这些?

江青:“你看呵,你知道,我是为了你才留下来的,专机都已备好,等着哩,我要到南方去休养,但为了你,我留下来了,你该高兴吧。”

维特克显出一脸惊异的神色,只好点头微笑,耐心而又有趣味地听着。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吗?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哩。今天我就可以给你谈一些,你在中国还要住些天吧,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谈,很有意思,你会有兴趣的。”

江青一面哈哈笑,一面愉快地滔滔不绝。她的声音本来有些沙哑,但拿着腔说起话来,使人觉得甜蜜蜜的。我来人民大会堂前,根本不知道她们要谈什么内容,只说是礼节性会见。我望望友协老丁她们,只见她们面目发呆,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坐姿像是很不舒服,但又不敢挪动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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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坐在江青身旁,脸向江青那边歪着,时时微笑,泰然自若。

江青的脸部下边很难看,是个倒龇牙,但嘴角两边都有小酒窝。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她常常拿着一把檀香扇,把下巴遮着点,嘴边的小酒窝还露着,让人看得见,这就显得娇美多了。这已成为她的习惯动作,需要的时候,她总是拿着扇子。这时她正轻轻摇着扇,扇子发出一阵阵檀香味。

维特克立刻把握住时机,微笑着,也用娇滴滴的声音说:“我太高兴了,我太感激了。我非常愿意知道你个人的历史,因为你个人的历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我这样说不会错吧。”

江青微微颔首,表示赞许。她已经感到面前这个美国人很聪明,说话很讨人喜欢,或者真是个可用之材。

维特克接着说:“前两天我听了邓颖超、康克清等前辈的讲话,深受教益。与你的谈话,一定更有意义。”

江青:“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江青已经耐不住要吐露自己的心思了。江青:“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那么你到中国来必须了解全面情况,才能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是吗?”

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一个中国主人说过要写书,只是想搜集点材料而已。友协的丁、陈两位,也显出十分惊讶的神色。她们从未向任何领导人汇报过维特克要写书。

听江青这么一问,维特克还猜不透她的用意,迟疑了片刻,接着说:“如果我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对我是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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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很好啊,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使中国的事情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江青虽是嘻哈笑着,却是十分认真地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着名作家埃德加€匪古担?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我坐在一旁,直到此时,才如梦初醒:江青之所以一定要见维特克,原来如此。我看看周围的人,个个目瞪口呆。只有姚文元藏而不露,像是早已知道。维特克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冲击,很难立刻作出合适的反应,讷讷地说:“江青夫人,那我请求,你所谈的,我都记录,(其实她一直在记)因为太重要了。我不可能全部记在心里。”

江青:“当然可以记,什么都可以记,但也可以不记,你看我这里有翻译,还有速记,我让她们把我们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然后一起送给你,供你使用。”维特克:“那太好了,江青夫人,我应该如何感谢你才好呢?”

江青:“不用感谢,只要你把书写好就行了。好,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一言为定啦。”

谈话迅速、愉快地进行着。

这算什么礼节性会见?东拉西扯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当然,主题是点出来了,江青让维特克给她写本书。她感到自己在中国已够威风,应该在世界上扬扬名了。过一会儿,江青带娇带笑的声音,又在大厅里飘荡起来。她好像回到数十年前一样,非常亲热地对着维特克:“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是我以前的一个老师给取的,蓝色的云彩,鹤是轻盈的鸟。你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吗?鹤立鸡群。这就是出众呀,飞翔在天空真是美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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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边说边加有一点演员的表演味道,对此她自己十分得意。

江青:“后来为什么要改名字呢?那时我到了上海,找职业。组织上让我去电影厂,有一个导演给我取名蓝平,别人写错了字,才变成蓝苹。哈哈,蓝色的苹果,有新意。我用这个名字当演员,在舞台上也在银幕中……”

江青微微仰起头,像是回忆什么,又像是在寻找最恰当的词句。

江青:“我是有艺术经验的。我很下功夫,背台词可不容易了。如果我没有经验,我能把样板戏排得那么好吗?我一样一样地教他们呀。怎么念,怎么做,我都教,我在这方面花了多少心血!唔,对了,今晚我要陪你去看样板戏《红灯记》,我们要到剧场去看。在剧场你会看到观众的情绪,也可以看到普通的中国人民是怎样对待我的,那么多人都欢迎呀,真使人感动。”

姚文元坐在近旁,显得沉稳,其实他是在寻找讨好江青的适当时机,这时他插话:“江青同志既是艺术家,又是政治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样板戏都是她亲自创作出来的,她的贡献很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江青又挥了挥手,接着说了下去:“后来我要革命,要到延安去,我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江水也是蓝的,清清的江水。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所以叫江青。哈哈哈哈。我最喜欢蓝色,以前我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从月白到藏青,我都爱穿,蓝布旗袍,既朴素又大方……有意思吧,是不是?”

维特克:“江青夫人,非常有趣,我相信这是所有美国人都不知道而又非常愿意知道的。你真是当代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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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不应该简单说妇女,我不做妇女工作。”

整整一下午,她们谈得很热闹。江青情绪很高,看来她是预先计划好的。本来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大谈她个人的历史,但又不系统。前边有关维特克的活动,我没有参加,完全不了解情况。我看看坐在身旁的老丁,她面无表情,大概也是无可奈何吧。3小时下来,我对于这位维特克,倒是有了点印象:她表面上年轻漂亮,也很谦虚,但实质上是很有城府的。她很快就抓住了江青的性格特点,对江青时时表示出天真的微笑。她很有心计,句句话都能说到江青的心坎上。她太会讨好江青了。

江青那带点沙哑,但仍调润得甜蜜蜜的声音又响起来:“喏,今晚我请你在这里吃饭,说是宴会也可以,你是我的客人呀。这里是江苏厅。”这时她站起身来,拉着维特克的手,很热情地带着维特克观赏江苏厅,“你看这周围装饰着江苏省的手工艺品,苏绣是世界闻名的。你看这围屏绣得多美,孔雀开屏。这是缂丝,是一种特殊的丝织艺术品,全世界都没有的啊。这里的厨师是特别从苏州请来的,他能做全国各地的名菜。今晚我还请你吃北京烤鸭,比全聚德的要好吃多了。”

江青拉着维特克的手,绕江苏厅走了一圈,边走边讲解,兴致很高。

维特克虽很是聪明,但多少有点吃惊。今天的一切竟如此奇特而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感到自己的舌头不那么灵活似的,每谈一句话也都不那么流畅了,努力寻找适当的词句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宠幸的场面。她脸色发红,显然在紧张思索:机会太难得了,一定得把握住;这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一个神秘的人物。

这时江青突然放开手,上下打量维特克的衣服,眼睛一亮:“你打扮得很美,很朴素。女士们还是穿裙子好看。你这样的裙子不算超短裙(那天,维特克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的格子衬衫,一条牛仔短裙,是一般年轻人的穿着),我现在也提倡中国的女孩子穿裙子,我还替她们设计中国民族形式的裙子哩。好了,好了,快坐下吧,我们都饿了,该入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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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晚请客的菜肴与往常请客不大一样。按常规请这样级别的客人,规定是六样冷盘,四菜一汤。领导人请客,可以加一样稍为名贵些的菜。可是江苏厅今晚却摆出大筵席,冷盘不算,有七八样热菜,外加北京烤鸭。江青不愧是交际能手、美食专家,餐桌上虽是她唱独角,却也显得十分热闹。

江青得意洋洋,来了段开场白:“今天的菜谱是我亲自定的。我知道,你们美国人不讲究吃,尽吃牛排,是不是?我尊重别国人的习惯。但是中国菜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很有科学性的,营养价值更甭提了。我们还讲究食物治疗。喏,这个炸子鸡,绝对不能用冷冻的,完全新鲜。它的重量不超过一斤,否则太老。喏,这个鱼,我最爱吃活鲫鱼了,全是刚从河里抓来的,每条只有半斤多。还有这个烤鸭呀,不油腻,不能用太肥的鸭子,并且把油都去掉了,哈哈嘻嘻,你还年轻,胆固醇对你还没有太大的威胁。”

维特克吃得很有滋味,还没有忘记时时赞叹:“江青夫人,你真是了不起,你对中国什么都懂。这几个小时,你教会我很多东西。”

整整4个小时了,维特克没有说多少话,但总要做出微笑的样子。脸部肌肉显然已紧张得疲倦了,但她仍然微笑着。

江青话锋一转,又说到样板戏:“今晚我们去看的《红灯记》是由我改编和导演的,连服装都得我亲自设计。他们不懂,他们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呀。那个导演顽固得很,简直是破坏,他就是不采纳我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哼,原来他是个叛徒,现行反革命。小张,你应该认识他的,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小张”这个叫法,我已20年没听过了,一时反应不过来。江青向我一瞪眼,我才醒悟,原来是让我回话哩。

“他原名叫符律衡,原来是杭州美院学美术的吧,到延安后才改名阿甲。”我和阿甲是老同学了,深知他为人忠厚老实。《红灯记》就是他编导的,刚才江青的那番话,早在传闻中知道了,但今晚是第一次亲耳听见。江青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把人定为叛徒、反革命。阿甲已经被关起来,江青就把《红灯记》占为己有。这一天的亲眼所见,觉得江青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多了,简直变为另外一个人了。几年来听到不少有关她的事,还半信半疑。现在我开始明白了,许多传闻所说的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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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进行得非常热烈,江青又谈到美国电影《飘》。

江青:“这个女作家了不起,从小说到电影都是第一流的。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喏,我看过大概有十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

姚文元也许感到这样吹捧《飘》不太适宜,轻轻地说:“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同情奴隶主。”

江青:“电影可没有那么明显,我没有看到电影中赞扬三K党。”

江青从不承认自己有一句话是错的,哪怕是面对她的亲信姚文元。

江青:“嘉宝是我最喜爱的美国电影明星。她可以称为最好的艺术家,我就崇拜她。30年代我在上海,她的电影我都去看,哪怕没有钱饿肚子,我也要去看。”江青滔滔不绝:“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她,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简直不公平。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维特克又微笑着,显然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听说她现在很少出门。偶尔出门,脸上也蒙着纱巾。她不愿意观众看到她已老去的容颜。我大概不会有机会见到她。”

江青:“那有什么?唔,艺术家难免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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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已毕,江青首先站起来,兴奋地向大家说:现在我们该去剧院了。

长龙一样的车队,从人民大会堂出发,经长安街、西单过西四。当时马路两旁灯光微弱,行人稀少。车队进入护国寺人民剧场,剧场院内也仅有警卫人员。门外入场口,并无往常那种喧嚣之声。

当时7点刚过,剧场内灯光已经暗了下来,演出即将开始。只见旁门一开,全场灯光大亮,江青带领这一群人,穿场而过。她昂首阔步,自己鼓着掌。于是楼上楼下观众席上所有的观众都起立鼓掌。走到正中坐位时,江青回过头来向楼上楼下的观众颔首微笑,双手举起作感谢状。观众看见她还带着个外国人,更是一片哗然,欢呼大叫。

我们几个大为惊讶,这种场面还真没有见过哩。大家想,这是搞的什么花样?干嘛要制造这种场面?是争取人心还是有意做出来给维特克看呢?让维特克知道她在中国有如此地位?大概这两层意思都有吧。大家心中当然明白,江青来的地方,一般人是进不来的,这里边坐着的“观众”,都是经过挑选组织好的。一直闹到11点多,江青和维特克握别时还特别提到,她会找到机会,再约见维特克,还可以详谈。

看完《红灯记》,我回到家中,心里很不平静,回想过来的这一天,江青的种种表演实在太出乎意料了。这不由让我想起与《红灯记》有关的一些事。

1964年京剧会演时,江青突然出现在“人民剧场”,对演职人员还算客气。但过了几天她又去看连排,情形可就大变样了。她上台见到阿甲表面笑嘻嘻地,而话中却带着极大的讽刺甚至是愤恨:“你真成了大导演了,京剧界的大师。是不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也用于京剧呀?你们的戏很不错,我来祝贺。”阿甲连忙说:“请江青同志指正,大家欢迎江青同志来关心我们的演出!”他是个老实人,说的也是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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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几天,江青带了自己的一班人马再次来到剧场,看完戏跑到后台,院长把全体人员召集过来,听江青指示。这天江青的脸上没有了笑容:“你们的戏还可以,但问题还有不少。你们穿的衣服太新,都是穷人又在旧社会,难道不该穿打补丁的衣服?京剧里也有化子装嘛。少春呀,你的个子矮,没有多少英雄人物的气概。杜近芳是演青衣的,铁梅应该是花旦……”

在场的所有人,鸦雀无声,面面相觑。

全体解散后,留下阿甲和院长,江青又说开了:“应该换掉男女主角,你们剧院没有人了?你们反映的是地下党的生活,没有这个气息怎么行,我看呀,还得好好改改……”

阿甲近乎哀求了:“你的意见我都接受,都可以改,但是李少春、杜近芳不好换,时间太仓促了,而且角色中的唱腔动作都是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我要尊重演员的劳动。”

京剧会演期间,《红灯记》获得很大成功,深受观众欢迎和戏剧界的好评。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几天,阿甲就被戴上“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的帽子遭到揪斗,后来又被打成了叛徒。江青有一次讲话说,阿甲就是不听我的话,破坏样板戏。于是阿甲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给关起来了。

《红灯记》成了江青的作品。

对于这几年来发生的一件件事实,哪个有良心的人能不去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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